最近，意公子的新书 《人生得遇苏东坡》 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的争议点比较奇特，是该书附送的 「苏东坡一生的故事」 年表中，有 「上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 的说法。
这让一些苏学人士很气愤，连篇累牍的批判很有些上纲上线的味道。
我查了一下，这个说法完全复制自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 《苏东坡全集》 中的 《苏东坡年表》。据说最初的版本出现在 1981 年版的曾枣庄 《苏轼评传》 中。
苏轼是否在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中主张 「镇压人民反抗」？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理解 「人民反抗」——一个带有鲜明年代感的词汇，其背后是一套意识形态表述。
无论如何，「镇压人民反抗」 的概念，与意公子平日刻意彰显的现代网红气质是过于违和了。但这次争吵，我更感兴趣的是批评者沿用的是意公子 「污蔑」 了苏东坡的话术。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天可怜见，意公子在这本书里是多么努力地去维护苏东坡的光辉形象。之所以会出现 「镇压人民反抗」 这样如今已是负面的评价，应该是她真实的墨水含量所决定，我敢保证，她绝无 「吃东坡肉，挖东坡坟」 的半点故意。君不见这句话之前还有 「救灾、减赋」 这种正能量满满的语句吗？
公允地说，《人生得遇苏东坡》 算得上是 「饭圈写作」 了：一个痴迷的粉丝用极度崇拜的情绪，尽情讴歌着自己的爱豆。在心智上，意公子与绝大多数批评她的人是同构的。
又岂止是意公子和批评她的那些人，我们放眼苏东坡的评传市场，又有几个作者没有陷在饭圈写作的窠臼中呢？这是最大的奇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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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关于苏东坡评传的畅销书中，首先要被提及的是林语堂的 《苏东坡传》。该书为英文写作，1947 年出版于纽约，1970 年在台湾被译为中文，1988 年进入大陆市场。
迄今这本书仍在历史人物传记畅销榜上占据一席之地。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崇拜，从这本书的原序中可窥一斑：「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接下来长篇累牍的修辞，无一不是在传达苏东坡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
即便对于政治这个烂泥塘，苏东坡也 「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这不是在写一个人，毋宁说是在塑造一个神了。虽然中国读者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写作风格，但它的普遍性不正说明饭圈写作在历史人物传记领域有多流行吗？
而在所有苏东坡传记中，最畅销的恐怕要算李一冰的 《苏东坡新传》。但这本书很多地方可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
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为苏轼的苛政洗地。在该书第十章 《杭州去来》 第二节 《吏治》 中提到 「和买绢」：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 「轻疏糊药」 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最后苏轼抓了颜章等 「首恶」，将他们 「法外刺配」（脸上刺了花，充军到远恶州郡去）。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朝廷无奈，一面诏许苏轼 「放 （免）罪」，一面将颜章也放了。李一冰继续写道：「苏轼心里很是不平，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不成比例，很难做事，上 《杭州谢放罪表》……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也深表遗憾……『临事不能自回』 这句话，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我先简要说下李一冰未明言的 「和买绢」 是怎么回事。它最早是所谓 「预买绢」：在春天给农民预贷资金，到了秋收时农民再用绢帛还款。但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政府已几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百姓无偿纳绢，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税种，又叫 「折帛钱」。
北宋是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朝代，士大夫阶层生活非常优渥，底层百姓困苦不堪，赋税之沉重远超明清。苏轼在这个事件中，甚至觉得既有的法律不足以惩戒这些无奈反抗的民众，还要在法外施刑，展现了非常残忍的一面。
用 「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 来评价此事件中的苏东坡，是过于没有是非了，但这正契合了饭圈写作的心智。
2
饭圈写作的一大特点是以偶像的是非为是非。
这种心智的自然推演，就是其他大凡与偶像观念或行为不一致的人，都是黑乌鸦，唯独我家偶像是白天鹅。
我们读读祝勇的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吧。对苏东坡被贬黄州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算正常吗：
在这里，他 （苏轼）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别人多是表演艺术家，只有苏东坡是本色派。可是为什么随后祝勇又说他：「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朝廷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即」？
感觉不到这中间的矛盾吗？苏东坡到底是最不看重官位，还是和官场上的绝大多数官员一样贪恋着它呢？
其实我们只要简单梳理一下苏东坡的仕途表现，就知道他是爱当官的。这没有什么不妥，正常的人性如此，尤其在北宋，体制外哪有那么多好的选择。
这就是饭圈写作的特点。当我们崇拜一个偶像，并有强烈的情感代入时，负责批判性思维、逻辑推理、抑制冲动和调节情绪的前额叶皮层就会被抑制，大脑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情感化、符合已有信念的叙述。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看到关于偶像的正面信息都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更何况亲自撰写呢？通过大量、持续、无保留的赞美，饭圈写作在自我感动之余，还会强化一种 「确认偏误」——忽视、遗忘或贬低对偶像不利的信息。
李一冰对苏轼镇压百姓的美化，就是这种 「确认偏误」 的表现。他甚至在后来写苏轼 「怀着悲悯的心情，就地方所见病民的弊政，奋笔疾书 《应诏论事状》」 时，也只顾得赞美他提及 「元丰四年拣选剔除的上供和买绢，抑勒配卖与民，不住地鞭笞催缴，请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全然不记得，苏轼做过比他所批判的还过分的事情。
因苏轼的 《应诏论事状》 奏疏未获回应，李一冰就此发挥：「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 很明显，别的官僚都不顾生民疾苦，只有我家东坡例外。
可即便我愿意相信，苏东坡不是祝勇所谓的 「表演艺术家」，你也总要解释一下，苏轼对和买绢的前后矛盾之处原因究竟为何？
这是很降智的历史叙述偏好。
饭圈写作，是通过强烈引导读者情感代入、刻意划分内/外群体，来制造对历史人物的非理性崇拜和情感依赖。在对偶像无尽溢美的叙事策略之下，一个真实、立体、充满人性复杂性的历史人物苏东坡，必然消失了。
批判意识不足的读者，大脑很容易被这种叙事所 「劫持」，沉浸在一种由完美偶像、简单对立和情感共鸣构成的舒适区中。
这种写作方式虽然能满足部分读者的情感需求，成为畅销书，但它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
它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假的苏东坡。
3
意公子的 《人生得遇苏东坡》，也处处洋溢着饭圈的狂热，满篇鸡汤。
为了突出苏东坡的特殊性，很多地方有着想当然的扭曲表述。夸大，成为饭圈写作的一种潜意识。
譬如意公子说：「作为北宋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官员，苏东坡活出了一个奇迹。」
但苏东坡显然不是北宋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官员，宋太宗时期就有宰相卢多逊因陷入秦王赵廷美 「谋反」 案，被贬至崖州 （今属海南），并病逝于那里。还有枢密副使弭德超，被流放琼州。更著名的宰相丁谓，也在仁宗朝初期被放逐崖州等地。
他们贬黜岭外的时间远远早于苏东坡，官职也更大得多。
当然也不能夸大苏轼的官职。意公子在书中说他曾 「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宰相」 也是不对的。
以上错误，并非饭圈写作所专有，但饭圈的心态会加剧这种问题产生的概率。
而在所有的问题中，最致命的一点，应是饭圈写作尤其缺少现代智识的观照。
饭圈一定会吹捧偶像的认知，《人生得遇苏东坡》 第八章的引言就是 「智慧可以穿越千年」，但讲得无非是些鸡汤。真要到关键性可证伪的内容，又不可避免滑向反智。
意公子提到苏东坡从巢谷那里学到了一剂 「圣散子」 药方，面对瘟疫，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眼看着瘟疫越来越严重，苏东坡耐不住了。他不顾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把这个方子公布了出来，救了很多人。后来苏东坡主政杭州，在杭州发生瘟疫时再次拿出这个方子，他在文章里写：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李一冰 《苏东坡新传》 用了更大的篇幅来彰显这个事件：「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 济世之具，卫家之宝』。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 『千钱可救千命』……」
可是苏东坡并没有救活很多人，那是他个人的臆想。事实正相反，圣散子仅在宋朝就毒死了很多人。相关的记载很多，如叶梦得 《避暑录话》 所言：「宣和间 （宋徽宗年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但其实这个药方并没有被废除，这是传统医学的一大特点，缺乏证伪与淘汰机制。
但林语堂在 《苏东坡传》 中却称 「在中国医学上他 （苏东坡）也是公认的权威」，这就有点可笑了，林的认知在同时代知识精英中也处于洼地。祝勇在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中，也重复 「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这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苏东坡，就是为他们再造生命的那个人」 的谎言。苏东坡显然将很多自愈者归于圣散子的功劳了，现代研究者的认知不应还停留在千年之前。
按照现代循证医学的观点看，苏东坡岂止是庸医，他一整套的疗愈之法全是虚妄。他相信扶乩占卜，痴迷于炼丹长生，将巫术和医药混为一谈，对符水与铅汞有着偏执的想象……我们当然不能期待苏东坡超越他的时代，但我们总应对现代历史书写者有基本的智识要求吧？
苏东坡是北宋顶尖的文化巨人，代表了前科学时代人类智慧在经验积累、人文思辨、艺术表达上的顶峰，但在科学知识体系上，他的认知可能还比不上一个现代初中生。这并非个人智力的差距，而是现代人站在了比苏东坡更高的起点上。文明历经数百年科学积累，带来集体认知跃升的结果。
在这样的认知论基础上，去回看苏东坡对自然世界的追问，与个体生命的缠斗，才会有更契合实际的发现，也更有思辨的乐趣。而饭圈写作却将一切简化为对偶像 「智慧」 的无限拔高，这样的赞美廉价且形同笑料。饭圈写作拉低了文明的层累。
在我读过的苏东坡传记中，周文翰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没有代入太多的个人崇拜色彩。但对苏东坡的诸多评价，似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未来关于苏东坡的书写，可能首先要在史实辨析上多下功夫，现在陈陈相因的旧说有不少错谬之处。其次，则需要用现代智识去观照历史，这是人文知识界普遍需要补习的一课。
4
回到开头，这场围绕苏东坡有无 「镇压人民反抗」 的争吵，是一个无聊至极的笔墨官司。像针尖上有几个天使跳舞一样，追寻的并不是真相，而是饭圈信仰的纯洁性。
「饭圈写作」 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林语堂将苏东坡塑造成 「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的完美偶像，到李一冰为残酷镇压行为冠以 「严别是非、疾恶如仇」 的美名；从祝勇刻意渲染他人皆 「表演艺术家」 唯东坡 「本色派」 的虚假对立，到意公子不经查证便辅以鸡汤式拔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层层叠叠的崇拜滤镜扭曲、简化的苏东坡。
当 「以偶像的是非为是非」 成为唯一准则，历史人物的矛盾、局限、甚至污点，便被轻易粉饰或无视，逻辑与批判功能被狂热的情感代入所淹没，「确认偏误」 如藤蔓般缠住了历史的真实图景。
这绝不仅仅是几个历史学者和畅销书作者的问题，它更映射了市场与读者对这种 「精神安慰剂」 的需求。饭圈写作许诺了一个清晰、完美且能提供情感投射的偶像，满足了读者在复杂现实中寻找确定性、共鸣甚至逃避的心理。
但这便利的代价，是历史的复杂性被削平为单薄的符号，回望变成一场降智的狂欢。
苏东坡的真实价值，恰恰在于他作为复杂个体的挣扎与超越——他有大文豪的旷达，也有执政者的傲慢与局限；有关心民瘼的仁心，也不乏传统士大夫面对 「乱民」 时的森严等级观念；他代表了前科学时代的智慧高峰，但其药方也可能害人性命。遮蔽这些，的确能维护他一时的光辉形象，但也抽空了其人格的立体感与时代束缚。更重要的，这是用捏橡皮泥的手艺在忽悠读者。
批判 「饭圈写作」 最主要的价值何在呢？我想是对现代智识精神在历史书写中回归的呼唤。
真正的尊重与理解，需要建立在承认古圣是人非神的基础上。如果不是被盲目崇古冲昏了头脑，都应该知道所有传统圣贤对宇宙人世的基础认知，都有相当多愚昧可笑的内容。
超越廉价的赞美，直面苏东坡以及所有古圣先贤作为 「此在之人」 的挣扎与光辉。我们在千年回望中，找的不是一个供人膜拜的、祛除了复杂性的符号，而是能以其真实矛盾，继续启迪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伟大灵魂——一个属于真实历史、而非饭圈幻境中的苏东坡或其他任何什么偶像级人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韩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