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2017 年春节前夕,当夜色淹没春城,斗南鲜花市场依然宛如白昼,时任国家总理李克强探访到此,被花海的活力打动,留下了他对斗南未来的期许:
“ 斗南花卉市场已经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一,希望你们向世界第一迈进。”
2024 年,昆明呈贡区以 141 亿支成交,提前一年完成了原定在今年实现的 138 亿支年交易目标。这一成绩距离世界第一荷兰阿斯米尔公布的 200 亿枝年交易量已相去不远。
但数字的接近,却并不意味斗南的“ 世界第一” 已经触手可及。
浪漫之乡
斗南鲜花的行业地位,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位于昆明呈贡区的斗南镇,毗邻滇池东岸,坐拥大片河谷平地,这里日照充沛,土壤肥沃,如同一座巨大的天然温室。其“ 亚洲花都” 的含金量,从一组就业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据公开报道,斗南 7 万常住居民,有 4.65 万人都从事花卉相关工作,涉及企业 3300 家,经营主体和个体工商户超过了 1.5 万。
长期的“0 人外出务工”,更是彰显出这项产业在当地的强大吸附力。
2022 年,斗南首次实现交易量和交易额的“ 双百亿” 历史突破,“ 浪漫经济” 的崛起,印证了这方水土的潜力,也为它冲击世界第一攒足了底气。
然而这段芬芳之旅的背后,却藏着不易察觉的硝烟。
1983 年,呈贡县良种场场长化忠义在自家地里成功试种出一批剑兰,拉到市场当天就卖了 100 块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我国“ 商品花卉种植的开端”。当时,本地人的年收入还不到 200 块。
到了九十年代,村民的菜畦纷纷变花田,从最初的三分地扩展到了 2500 多亩。每天天还没亮,乡镇上一条狭长的街道就被满载鲜花的箩筐和自行车挤得水泄不通,甚至需要交警出面疏导。
“ 云南十八怪,鲜花论斤卖”,诉说的正是那段中国花卉产业的草根起点。这种原始扩张,很快就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在混沌之中萌发出新的秩序,也遇到了新问题。
1995 年,斗南建成全国第一家村级花卉市场,告别路边摊交易;1999 年,昆明举办世园会,斗南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国外优质花卉品种和产业模式,同时让世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的商品花卉。
但直到 2002 年,花卉拍卖中心落槌,斗南鲜花被纳入到全球种源知识产权的规范中时,很多花农还搞不懂“ 种苗专利” 是个什么东西。
这很快变成了斗南前进的阻力,并困扰至今。
今天的斗南花卉市场,已经是一个覆盖 117 类、1600 品种的全球级市场枢纽,这里当晚的鲜切花价格决定着第二天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行情,白天 700 多万枝鲜花从花拍中心发往 50 多个国家,能足足装满一架波音 747。
其成长好比一部 2 倍速的城市基建纪录片,在扁担和拍卖槌的交替之中,迅速完成了田间地头到亚洲花都的蝶变,但却依然面对巨大困境,也是与世界第一的巨大差距:
其种售鲜花 85% 都是外国品种,并因此被锁定在价值链末端。
种源困境
我国鲜花品种对海外的依赖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始于一场出发晚了百年的竞赛。
中国鲜花产业刚从零起步时,商品花卉种质基因库都还没建立起来,面对的却是一个早已被精密分工和高度垄断的全球市场。
纵使素有“ 植物王国” 之称,云南的野生鲜花品种由于缺乏驯化改良,不管是花期、花型、抗病性都难以满足市场标准。从 80 年代流行种植的康乃馨开始,斗南花农们就已经用上了“ 洋种子”,就连标志着“ 商品花卉开端” 的第一批剑兰也引自外地。
而育种是一项比拼时间、技术与资本的马拉松。一个有竞争力的新品种,从杂交选育到性状稳定,再到市场推广,过程堪称“ 十年磨一剑”。
当云南不少花农还没有“ 种源” 概念时,荷兰的家族育种企业则已传承到第四代人,单拎出月季一项,就有超过三万个子品种。
所以当时的问题,都不是本土品种没有竞争力,而是市面上根本就看不见本土品种。久而久之,斗南乃至全国流行什么花、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审美和潮流趋势都由不得本地需求主导,而是远在欧洲育种公司的年度新品目录所决定。
这种依附跟随的状态,贯穿了斗南的整个进化史。
选择进口种苗,就意味着必须适应全球体系,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UPOV)。在此规定之下,花农购买的并非一颗可无限繁殖的种子,而是更像一张“ 种苗专利费”,有着严格使用限制的许可证。
所谓“ 种苗专利费”,支付过程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是进口种苗本身的价格。一棵优质的玫瑰专利苗售价高达 10 元,如果一亩地能种 5000 株,前期投入就需要 5 万元—— 可以理解成是“ 入门券”。
二是按销售额支付的抽成。以 10% 的比例算,无论市场行情好坏,花农每卖出 10 枝花,有 1 枝的收入就要支付给海外育种商—— 可以理解成“ 份子钱”。
此外,经过生物技术处理的一代专利品种,基因优势大都只能维持一季。如果花农自行留种或扦插扩繁,后代会出现严重退化,以至于彻底失去商品价值—— 好比一种隐形的技术锁死。因此,每个生产周期过后花农都需要再购买一批种苗来“ 续费”。
欧洲育种巨头这套成熟的玩法,背后是上百年的技术投入和商业设计。
靠着资本主导的研发与全球收购,他们首先掌握了全世界九成商品鲜花的品种专利,令其他追赶者难以望其项背,然后通过立法和国际缔约,将品种权保护打造成坚不可摧的行业护城河,最终构筑起一道由技术、商业、法律精密交织的铜墙铁壁。
根据公开资料,荷兰人的基因资源积累早在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时代就有迹可循。17 世纪的全球扩张中,他们从奥斯曼帝国、非洲和亚洲带走了大量植物品种,建立莱顿植物庄园这一欧洲最早的植物研究中心,为“ 鲜花帝国” 丰富的品种奠定了基础。
过程中,荷兰人通过海量的品种改良和知识产权注册,使很多国家的本土基因资源摇身一变,成了“ 荷兰专利”。
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中国原生品种。
比如 2003 年,荷兰花博会展出 10 多种牡丹芍药品种,亲本均来自中国原生种“ 凤丹白” 的杂交培育。由于没有及时注册 UPOV,我国痛失品种主权。
甚至被捧为“ 荷兰国花” 的郁金香,原生种也来自中国西藏和土耳其。如今,荷兰郁金香已衍生出 3000 多个杂交分支,占全球产量的 65%,不论中国还是土耳其,想要种植这些品种都需要先向荷兰缴钱。
这一系列问题给斗南带来双重挑战:既被掐住了品种的脖子,还要长期承担“ 入门券” 和“ 份子钱”,吞噬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
由此而生的一些“ 对策”,则为斗南市场的长期发展埋下更深的隐患。
一株进口专利苗成本 8 元,自行扦插扩繁成本只要五毛,巨大的成本差一时间使得“ 盗繁” 泛滥。加上侵权成本低,司法鉴定难,维权周期长,中国在国际上被长期视为“ 高风险市场”,而“ 育种不如盗种” 的观念,也严重扼杀着本土企业的创新热情。
花拍中心前总经理张力曾回忆,团队早期赴欧考察时,“ 所有人都在和我们聊知识产权保护”,有的育种商一听他们来自云南,“ 甚至不想接待我们”。
信任危机一度使得当地育种公司拒绝向中国输出核心品种,斗南因此只能长期固守中低端市场。到 2015 年前后,花农种植的玫瑰 90% 还是欧洲专利期已过的淘汰品种,靠着薄利多销维系经营。
这一切,最终凝结在了一组数字的对比中:
2024 全年,斗南以 141 亿枝的销量创造 115 亿元交易额,其交易量已经追赶到荷兰阿斯米尔 (200 亿枝) 的 70%,但后者高达 470 亿元的交易额,却是斗南的 4 倍有余。
量超七成,价差四倍。巨大的产值鸿沟揭示了两者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地位:
拿最依赖荷兰进口的玫瑰来说,斗南玫瑰平均售价 8 毛钱一枝,扣除专利费,再刨去种植、损耗、人工和包装,最终利润只剩下 0.3 元。反观荷兰,仅凭一纸品种权,育种商就能从地球的另一边,例如厄瓜多尔代工种植的冠军品种“ 枪炮玫瑰” 里,拿到单枝 4.5 到 15 元不等的专利费—— 比斗南花农单枝花售价还要高数倍。
也就是说,当阿斯米尔靠着专利技术豪取产业链顶端利润时,斗南赚的还是代工式种植的辛苦钱,甚至能不能种都还要看人家脸色。
规模的快速膨胀,与种源持续受困,构成这条产业之路上最尖锐的矛盾。
不挣脱“ 份子钱” 的枷锁,就只能永远困在低端产业链里,真正的“ 世界第一” 更是无从谈起,一场关乎产业制高点的种源攻坚战也悄然开启。
艰难突围
要想破局,只有从过去被动遵守国际规则,转变为吃透规则并利用规则。这其中核心便是自主创新。
意识到“ 种源困局” 的切肤之痛后,一场围绕花卉“ 中国芯” 的艰难突围,开始在政策、市场与实验室里同步上演。
一道道口子也被撕开。
2018 年,由本土育种家段金辉耗时四年、投入超百万培育的新一代玫瑰品种问世,并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推广。这款凝聚中国育种人心血的玫瑰在云南种植面积迅速突破 1000 亩,年产 5000 万枝,带来年近 200 万元的专利收益。
这笔钱虽然不多,却象征着从 0 到 1 的突破—— 中国花农开始为自己的专利付费。
然而创新之路并非坦途,斗南的突围之旅也是在坎坷中前进。其中的挑战,除了品种研发培育本身的困难,还有研发成果与积极性的保护。
2020 年,国产绣球明星品种“ 博大蓝” 的育种人杨玉勇,历经 6 年培育、2 年专利申请,新品保护证书到手之际,核心种苗就遭到了不良苗商的“ 盗繁”。仅仅数月,山寨品种“ 大海蓝” 席卷斗南,价格战内卷瞬间打乱了市场秩序,杨玉勇本人则颗粒无收。
从业者的个体挣扎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觉醒。为了打破恶性循环,构建自主可控的种业体系,“ 中国芯” 的冲刺进入了拐点时刻。
2024 年初,昆明呈贡区以 22 亿设立“ 花十条” 专项基金。这项政策精准瞄准了产业核心痛点:重金支持育种研发,为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提供补贴,为维权提供法律支持,也资助“ 云花” 品牌出海。
同年,《主要鲜切花流通和交易规范》 的国家级标准应声出台,首次为玫瑰百合等五大鲜花品类制定了从采后处理、分级、包装到冷链运输的全流程标准。这套“ 中国标准” 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本土 A 级品种“ 滇红” 玫瑰因为品质稳定、损耗率低,价格应声而涨。更重要的是,它开始吸引东南亚花卉主动贴合中国标准,再通过斗南进入全球市场,由此初步扭转了我国在产业标准上的彻底被动。
直面“ 盗繁” 痛点的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也在同期施行,大幅优化了取证规则,明确侵权界定,将维权周期从过去的数年缩短到了数月。
创新成果有了更好的保障,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斗南开始盛开自己的颜色:
2025 年春天,斗南新品发布会,自主品种“ 中国风” 月季迎来一场惊艳的绽放。其青灰、烟紫等稀有色系,在抗病性上的卓越表现,以及层叠婉转、极具东方神韵的花瓣造型,都深受好评,也打破西方传统“ 杯状花” 审美,为世界鲜花再添精彩。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蔡艳飞因此表示:“ 从跟跑到并跑,我们有望在月季育种的细分领域实现领跑。”
更富象征意义的突破性事件也在今年 3 月传来,苏州科研团队利用荷兰本土的鸢尾品种作为育种材料,成功培育出全新品种“ 宁玉 1 号” 和“ 玉乔”,并获得了荷兰皇家通用球根种植者协会 (KAVB) 的权威国际登录认证。
这是中国品种第一次在荷兰主场拿到官方通行证,实现了“ 用彼之规则,育我之良种” 的反制。
如今,斗南市场的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已从 2002 年的“ 几乎为零” 提升到 15%,而且还在提升加速中。业内预计,到 2030 年,自主品种将有望突破 50%。
再加上我们手握全球最大增量市场和数字基建两张关键王牌,持续在种源研发上发力的斗南,将有望在 2030 年前实现“ 世界最大” 到“ 世界最强” 的质变。
这场始于扁担箩筐的征途,终将抵达理想的彼岸。
参考资料:
[1]《2023 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昆明市统计局
[2]《呈贡区“ 十四五” 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规划》;《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花卉产业提质发展行动方案》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开信息
[3]《2023 国际花卉统计数据分析报告》 中国花卉协会秘书处
[4]《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 11)》 最高人民法院
[5]《所 (园) 科研团队在荷兰鸢尾育种方面取得突破》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6]《鲜花王国的鲜花路》 中国青年报
[7]《中国经济样本观察:“ 镇” 了不起|从花田花市到花都,鲜花“ 绽放” 出双百亿“ 浪漫经济”》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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