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漩涡中，苹果手机要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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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万联万象，作者｜时楠，编辑｜小峰

买苹果手机会涨价吗？

随着特朗普关税的阴影在一个多月中不断蔓延，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浮出水面。

在全球化的齿轮中，苹果公司与中国供应链的共生关系曾是跨国产业合作的典范。然而，自 2018 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来，苹果公司经历了多次政策缓冲期。

但真正的考验，从今年 4 月份才刚刚开始。

当库克一边向白宫请愿，一边频繁来华公关时，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而如果涨价成为现实，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

01 买苹果手机会涨价吗？

对于消费者而言，苹果手机的价格波动始终牵动神经。

过去十年间，iPhone 在中国市场的定价策略经历了多次调整，从最初的“ 全球最贵” 到近年来的“ 价格趋同”，背后既有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苹果对中国市场的重新定位。

那么，当前关税政策，对在中国市场的苹果产品影响如何？万联万象来到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苹果旗舰店，这里也是苹果在亚洲最大的零售店。店里的人流量尚可，店员对万联万象表示，目前店里的销量保持平稳，一些机型还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但并没有想象中的火热。

目前来看，关税因素并没有在国内传导到零售端，这也归结于苹果通过供应链本地化和汇率对冲等布局和操作，在中国实现了全球的生产成本最优。

但美国市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以 iPhone 16 Pro Max 为例，其在美国的售价已因此前 25% 的关税增加了约 95 美元，相当于人民币 700 元。本次如果再次加征到 245％，那么美国消费者将难以买单。

这种“ 东西方价格分化” 的背后，是苹果在成本与市场之间的精密平衡。

然而，关税的长期压力正在改变游戏规则。美国政府的关税豁免清单仅覆盖部分零部件，整机关税已于 2023 年生效。为了消化这部分成本，苹果采取了“ 阶梯式转嫁” 策略。而 25 年的这次关税大涨，对于全球消费者而言，涨价的影响并不均衡。

美国用户承担了最直接的关税成本，但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对价格波动的容忍度更强；欧洲市场由于增值税体系复杂，苹果选择通过运营商补贴间接消化成本；而在印度等新兴市场，本土生产的低端机型甚至出现降价促销。

这种“ 分而治之” 的定价策略，凸显了苹果在全球市场中的灵活应对能力，但也暗藏风险—— 当关税上涨到无法抹平的程度，灰色市场的活跃可能冲击官方销售体系。

02 如果涨价怎么办？

假设特朗普执意执行 245％的关税，导致最坏情况发生—— 关税压力叠加产业链成本上升，iPhone 在中国市场的售价上涨，这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从短期看，价格敏感型用户可能加速流向国产高端机型。数据显示，当 iPhone 价格上涨超过 8% 时，25-35 岁主力消费群体转向安卓阵营的比例会骤增 22%。华为 Mate 70 系列的销售数据显示，其消费者中有 28% 来自原苹果用户，这些人换机的首要原因是“ 同等配置下性价比更高”。

但苹果用户的忠诚度仍不容小觑：iOS 系统的生态黏性、AirDrop 等独家功能的用户体验，以及二手市场的高保值率，构成了多维度的竞争壁垒。一位北京白领的消费选择颇具代表性：“ 虽然 iPhone 比国产旗舰贵 2000 元，但我的智能家居、车载系统都深度绑定了苹果生态，转换成本远超手机差价。”

涨价对市场格局的深层影响，可能体现在消费分级加剧。在月收入 2 万元以上的群体中，68% 表示“ 不会因涨价改变购买决策”；而在月收入 8000 元以下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骤降至 19%。这种分化将推动手机市场向“ 哑铃型” 结构演变：

高端市场由苹果、华为双雄争夺，中低端市场则陷入小米、荣耀、OV 的混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服务收入的调节作用—— 当硬件利润空间被压缩时，苹果可能通过提高 Apple Care+保费、延长软件订阅合约等方式弥补损失，这对消费者的长期支出结构将产生微妙影响。

对普通用户而言，真正的风险或许不在于手机涨价本身，而在于行业创新节奏的放缓。为控制成本，苹果已推迟了折叠屏手机的研发计划，iPhone 16 的“ 创新点” 主要是更省电的芯片和微调后的摄像头模组。当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成本管控而非技术突破时，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可能变得越来越“ 平庸”。

不过，市场竞争的自我调节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中国供应链的技术升级（如京东方柔性屏、长江存储芯片）正在降低国产手机的核心部件成本，这种“ 反向挤压” 可能迫使苹果重新思考定价策略。

03 苹果离不开中国制造

尽管库克多次公开表示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但苹果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某些领域更加深化。这并非出于情怀，而是基于冰冷的商业逻辑。

当印度塔塔集团接手纬创资通的工厂后，外界一度认为这是产业链转移的标志性事件，但现实很快泼了一盆冷水：2024 年印度产 iPhone 15 的良品率仅为 72%，远低于中国工厂的 98%，且核心模组仍需从深圳空运。

这种“ 物理转移” 与“ 技术依赖” 的矛盾，揭示了中国供应链难以替代的三大支柱：

首先是产业集群的“ 生态系统效应”。在深圳方圆 200 公里内，聚集了超过 1500 家消费电子供应链企业，从电路板蚀刻到镜头模组校准，所有环节都能在 48 小时内完成协同响应。这种效率在越南河内或印度班加罗尔难以想象—— 当地一家金属外壳供应商曾因电力不稳定，导致苹果手机的交付延误三周。

其次是工程能力的“ 动态进化”。当苹果要求将手机中框的 CNC 加工精度提升到 0.01 毫米时，中国供应商通过改造旧机床实现了突破，而墨西哥工厂的同类型尝试至今未能达标。这种“ 问题解决能力” 的形成，源于中国工程师平均每年参与 12 个新项目的实战积累，这是新兴制造基地需要十年才能追赶的经验壁垒。

更关键的是基础设施的“ 隐性红利”。郑州富士康园区与保税物流中心的联动，使得原材料从进关到上线生产只需 4 小时，库存周转率比印度工厂快 5 倍。而在人工成本方面，中国的“ 性价比” 优势正在发生质变—— 虽然越南工人的时薪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但中国高级技工的人均产出是越南的 7 倍，这使 iPhone 的总装成本反而更低。

这些难以量化的竞争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护城河。即便苹果将 15% 的产能转移到海外，这些工厂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 78% 的精密零部件，本质上只是把最终组装环节搬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转移。

因此，在关税风波中，苹果 CEO 库克频繁来华，并表示：“ 选择中国不是因为廉价，而是因为无法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