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音乐先声
又一个 K-Pop 人气女团,陷入了种族歧视争议。
5 月 17 日,女团 KISS OF LIFE 所属公司 S2 娱乐宣布组合将退出北美韩娱盛典 KCON LA 2025,表示是 「与主办方慎重商议后做出的决定」。然而,欧美粉圈并未买账,甚至持续升级为近年来最严重的 K-Pop 抵制潮。
这缘于今年 4 月的一场危机事件。4 月 5 日,组合成员 Julie 庆生时进行了一场主题为 「老派嘻哈」(Old-School Hip-Hop) 的直播。成员们身穿宽大 T 恤、佩戴金链,梳着玉米辫,并使用街头语气和 「Gangsta」 手势模仿黑人 rapper。但直播片段被截取后,在 TikTok、X 等平台快速传播,引发了大量欧美粉丝的不满。批评声音指向她们消费黑人文化,强化种族刻板印象,构成 「文化挪用」。
那么,在频繁借用他者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K-Pop 为何屡陷争议?
本玩笑如何引爆 「黑海」
从一夜掉粉 20 万、欧美巡演退票、品牌合作叫停到最终宣布退出 KCON LA,这次的抵制风波迅速升级为 「黑海示威」(粉丝在演出中集体熄灯、保持沉默来表达抗议),被称为 「K-Pop 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事件」。
回溯来看,此次争议发酵的关键,源于 KISS OF LIFE 成员们直播中的模仿与嬉笑被解读为 「戏谑」,而 Julie 和 Belle 本身为韩裔美籍身份,在欧美语境中被认为 「理应理解文化敏感」。尤其是 Julie 过去曾因使用 N-word 而受批评,再次 「踩雷」 大大加重了网友的失望和愤怒。
尽管道歉声明在舆论初期就迅速发出,却全文避谈 「文化挪用」 等关键字眼,仅表示 「感到遗憾」「今后会更加注意」,也未正面回应为何使用相关造型、口音,被视为模糊敷衍、缺乏诚意,更难获得原谅,反而成为激化风波的导火索之一。几天后,成员们再次分别上传手写道歉信,但因依旧未提及争议焦点,争议并未因此平息。
与此同时,舆论在东西方之间呈现出明显温差。
欧美粉圈普遍认为,这一事件踩到了文化红线,是对黑人文化的 「消费性扮演」,Reddit 上的 「r/kpopthoughts」 社区中,也有粉丝呼吁在 KCON LA 上实施 「黑海示威」 以示抗议。
而中文与韩语平台上,不少声音则表示 「至于吗」、「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甚至指责欧美粉丝 「道德霸凌」、「太玻璃心」。
造成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巨大差异。
欧美社会对种族议题的讨论长期处于主流位置,「文化挪用」 作为政治性概念广为流传。而亚洲社会在没有殖民者身份,同时文化传统对种族与族群政治关注较弱的前提下,较少从权力结构出发理解文化交流,更多将其视为审美取材或灵感来源,不具备相同的历史敏感度。
K-Pop 也正是在这种语境错位中,一再走向舆论风口。
K-Pop 为何频频踩雷?
「文化挪用」 并非指使用文化本身,而是指主流群体在脱离历史背景与语境的情况下,将边缘群体文化作为装饰性素材使用,并从中获利。这个过程中,原文化被遮蔽,文化主体失声。
K-Pop 的 「踩雷」 记录早已不止一次。
2017 年,女团 MAMAMOO 在一次演唱会 VCR 环节中,涂黑肤色、戴卷发假发模仿 Bruno Mars 形象。但黑脸这一符号,源于美国 19 世纪白人用化妆嘲笑黑人的种族歧视行为,极具攻击性,自然引发舆论风波。后续,所属公司 RBW 娱乐迅速删除了该 VCR 片段,称成员 「无意冒犯」,不知黑脸的历史含义,并承诺加强文化教育,成员 Hwasa 在后续直播中表示 「学到了教训」。
类似问题也曾发生在男子组合 NORAZO 的歌曲 《Curry》 中。这首歌最初发布于 2010 年,风格诙谐搞笑,但 MV 中使用了大量咖喱、印度舞蹈动作、夸张服饰等元素,被认为将印度文化简化为刻板印象。
该事件还在 2020 年被重新点燃,当 SEVENTEEN 成员在自制节目 《Going Seventeen》 的模拟选秀环节中演唱该曲时,再次引发印度及南亚粉丝不满。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批评 《Curry》「把印度文化等同于咖喱」,部分韩国网友认为粉丝过于敏感,称 《Curry》 是 「童年回忆」,但南亚粉丝表示 「让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羞耻」。 最终,7 月 15 日,NORAZO 成员 Jo Bin 在在 Instagram 上发布长文道歉信,承认误解并承诺将更重视文化表达的准确性。
此外,BLACKPINK、NCT U 等知名组合也曾因 MV 布景中对印度教神祇迦尼萨雕像、伊斯兰建筑等宗教元素的的随意使用,被印度与穆斯林粉丝发起抵制。
此类争议的共性,均在于对文化符号 「取其形,不问根」 的使用。在 K-Pop 视觉工业中,造型、道具、音乐风格被快速 「拼贴」,成为艺人包装的一部分,却忽略了其背后作为族群身份、历史创伤与宗教信仰的深层含义。
韩国的偶像产业机制也放大了这一问题。
K-pop 高度依赖 「概念先行」,在紧凑的企划周期中,文化素材往往被作为模块资源进行快速组合,缺乏足够的语境理解与文化研究,最终打包呈现为 「看起来潮流」 服务的符号,常常踩中他者文化的敏感红线。
此外,虽然已成为全球化文化产品,但 K-Pop 的创作模式、内容审查机制与文化理解框架依然扎根于韩国本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尚未同步出海。如韩国评论家所说——「K-Pop 已经进入全球化,但孕育 K-Pop 的社会尚未全球化。」
在韩国社会内部,主流文化对 「文化挪用」 概念的接受度也较低。许多人认为 「我们不是殖民者」,因此在面对文化挪用批评时,难以共情他者所携带的历史创伤,并倾向于将其视作对韩国或 「K-品牌」 整体的贬损与攻击。这类态度常常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也进一步压缩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当然,韩国文化评论界也存在不同声音。
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应正视韩流在全球传播中可能引发的文化压迫或误读,例如韩国媒体 《Idology》 编辑长李东镇就指出,「韩国文化工业输出的快步调,与社会内部文化反思的迟滞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表示,现有的文化挪用框架本身深受 「欧美中心主义」 影响,某些审判标准并未真正考虑亚洲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与互动逻辑。
不同立场的共存也正说明,K-Pop 引发的争议不仅关乎艺人行为,更关乎整个文化产业与认知系统如何面向世界、面向多元。
摘下 「K」,还是强化 「K」?
众所周知,在 K-Pop 的全球化路径中,大量吸收了 Hip-Hop、R&B、拉丁舞曲等具有鲜明族裔文化根源的流行风格,借此建立自身的 「国际化」 印象。但不能回避的是,这些元素在被引入 K-Pop 体系时,往往只保留了表层特征,例如节奏、造型、舞蹈元素和 「态度感」,缺乏对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的理解与交代。
以 Hip-Hop 为例,它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黑人社群抗争经验的文化形式,而在 K-Pop 中却更多被当做 「酷」、「街头感」 或 「欧美范」 的代名词使用。类似的,拉丁音乐中的律动被提取用于打造性感氛围,脱离了与地域、语言与族群身份的关联,文化原型被扁平化为视觉标签和舞台效果。
而热衷对异域文化的抽取与拼贴,虽然为 K-Pop 带来风格上的多样性,却也使它难以跳脱文化拼贴所伴随的殖民式观看结构,陷入文化挪用的泥潭。
在更高层面的内容包装与产业策略中,K-Pop 近些年来也在有意模糊 「韩国性」,比如通过引入外籍成员、合作国际制作团队,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去地域化、跨文化边界的全球流行产品形象。
这种 「战略性无国籍化」(statelessness) 策略的出发点是商业上的普适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降低文化特异性所带来的理解门槛,以期在更多文化环境中 「被接受」。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化包装上的 「去韩国化」 过程。
但正如李东镇所言,这种去本土化的包装,并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国际化。
尽管不断吸收外部资源,但制作与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韩国本土产业体系内。叙事逻辑与价值框架高度韩国中心,形成一种看似去国籍,实则高度 「K 化」 的文化结构。这也使得 「K-Pop」 在表面上实现了去国界传播,实质上却进一步加强了 「K」 作为全球流行文化符号的标签权力。
大量吸收区域文化元素,统一纳入 「K 风格」 输出的机制,也广泛作用于亚洲内部。例如女团 IVE 在歌曲 《HEYA》 中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元素与文化图腾,但这些元素表达浅显、语境模糊,同样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东洋景观」 的建构,实际上是 「K 中心主义」 的体现——它制造出一种由韩国主导的亚洲文化视觉景观,却缺乏明确来源说明,使得文化原貌被逐步边缘化。
更微妙的是,K-Pop 越来越在东亚流行文化中扮演 「文化中转站」 的角色。比如糖葫芦、麻辣烫等中国街头饮食在通过韩流平台传播后,以 「K-再定义」 的方式被引入日本、东南亚,作为原文化产地的中国却被绕开、削弱了。这种 「韩流叙事」 在强化 「K」 的话语权的同时,也模糊了原文化主体的能见度,形成了亚洲内部的文化挪用。
久而久之,这种模式把 K-Pop 推向一个矛盾的位置,既借力多元文化,又始终紧握 「K」 的主导权,则难免频频触碰文化挪用的敏感线。
内容产业的 「加速主义」 更需要配合更有节制的文化伦理框架。被视为 「全球化最成功案例」 的 K-Pop,在更密集地碰撞他者文化之后,需要的是理解 「何为尊重」 的能力。
文化借用未必是错,但如果不能承认语境的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就会被封死,无法跨越文化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