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28 日,韩国偶像组合 SuperJunior 成员李东海、李赫宰在重庆举办见面会;7 月以来,前东方神起成员金在中先后在上海、重庆举办见面会,已宣布城市中还有青岛、重庆,其上海见面会举办方屹起文化,近期又官宣了另一位韩国艺人金贤重见面会的消息。此外,Twice、Seventeen 等韩国偶像团体也先后在上海、青岛等城市举办了规模不等的线下签售活动。
今年以来,有关 「限韩令」 即将解除的传闻不断在中韩两国舆论场中发酵。4 月,有韩国媒体称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向韩国演出策划公司发送了关于邀请 K-POP 偶像团体联合演出项目的合作公函」。央视亚太总站迅速否认了这一消息,但 4 月 29 日的外交部例行交流会上,发言人郭嘉昆的回应报以开放态度,「我们对同韩方开展有益的文化交流合作持开放的态度,希望韩方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
准确来说,「限韩令」 在官方层面从未真正落于纸面,如今它的松动也和当初一样,以心照不宣的方式进行。在过去 9 年,这个实质上的贸易制裁措施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行业震荡,其在中韩两国文化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它为崛起中的中国娱乐产业创造了客观的本土保护环境,又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 K-POP 等韩娱产业向全球市场的进军。
9 年后的今天,从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到韩国内部政坛的更替,从中国市场翻涌的线下内容消费需求,到韩流全球化在新阶段的瓶颈,当双方再次因复杂、多维的原因走近,在新一代内容消费者成熟的当下,客观层面的放开无法打破精神层面已经形成的隔阂。
寒流
变化是突然到来的。
2016 年 7 月,可拦截导弹系统 「萨德」 确定韩国部署地点。7 月 28 日起,港媒陆续传出广电总局向各大电视台下令,不可邀约韩星演出或者上节目的消息。当时腾讯娱乐的记者随即向各大电视台多方打听,但受访者却表示并未接到此类通知。
之后,韩媒报道了 「限韩令」 更多细节,包括 「禁止新成立的韩国文化产业公司投资」「禁止韩国偶像组合进行万名观众以上的公演」「禁止事前制作签约之外的韩剧等韩国放映物 (包含合资)」「禁止韩国演员出演中国电视剧」 等。
黄致列宣布从 《爸爸去哪儿》「结束实习」,其在电视综艺 《挑战者联盟》 中的镜头全部被剪。《盖世英雄》 在第八期,IKON 还和另一个男团一同登台表演,等 8 月 21 日播出的第九期,则和著名歌手 PSY 一同被粗暴地打上了马赛克,相关舞台也全部被剪掉。粉丝愤怒地向节目抗议,要求节目道歉。
有媒体统计,在 2016 年,共有 53 部国产电视剧涉及韩星出演,其中包括用一线演员片酬请来李钟硕的 《翡翠恋人》,请来 《鬼怪》 后人气暴涨的刘仁娜出演的 《相爱穿梭千年》 等等。而这一批剧集,绝大部分到今天都没能播出,只有极少部分,比如 《夏梦狂诗曲》 通过 「换脸」 的操作勉强上市。
这一年之后,购买自韩国版权的节目纷纷替换了名字。《我是歌手》 变成 《歌手》,《奔跑吧!兄弟》 变成 《奔跑吧》,模糊了与原有版权之间的关系。曾经密集的韩国版权综艺、韩国参演演员,甚至韩国节目摄影,都不见了踪迹。
持续多年的韩流,一夜之间成了寒流。根据腾讯娱乐 《贵圈》 在 2016 年 8 月对韩国进行的实地探访,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如果限韩令是长期的,韩国娱乐圈或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会失业。」
这一结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源于过去几年中韩双方在文娱领域的紧密合作。
2014 年上海电视节期间,「韩国展区」 已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展区。操着中国各地口音的人来此询问合作。这一年,韩国综艺在荧屏综艺上占比几乎过半。多部购买自韩综的版权成现象级综艺。
《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 等爆款综艺不仅为电视台创造了数以亿计的高收入,「一个节目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一个三线卫视一年的创收」,同时也为内地综艺市场带来了一整套明星真人秀工作体系。
《我是歌手》 正式录制前,总导演洪涛和总编剧孙莉都去到韩国,学习、观察各岗位工作流程。回国后,孙莉从新闻中心调了不少有五年记者经验以上的同事来做综艺编剧,并根据韩国经验着手编写工作手册,细致到摄影师应该在真人秀现场如何走位。
在这样的明星真人秀逻辑中,明星成了吸引赞助、创造收视、制造话题的绝对核心。完全没有市场基础的韩星来了,也能 「速成」 流量。
2016 年年初,刚落地机场的韩国歌手黄致列仅有一位粉丝接机,可在 《我是歌手》 收官后,他的微博粉丝数已达 500 万,还接连出演 《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爸爸去哪儿》 等大热综艺。
总决赛前,黄致列已经是这一季 《我是歌手》 微博粉丝数第三的歌手
被韩流影响的不止电视台,长视频会员业务的出现有着爆款韩剧的加成。《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 在爱奇艺先后独播,《继承者们》 在优酷独播,带来了现象级热度,这些热度对平台而言也是真金白银的转化:《太阳的后裔》 为爱奇艺带来了超 500 万会员。
另一方面,韩国偶像团体重新塑造了内娱对 「偶像」 一词的理解。2007 年,SM 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男子组合 Super Junior-M,由韩庚担任队长,并引入两名华裔成员,组合名中的 M 是英文普通话的缩写。韩国偶像团体在中国的势能在 2012 年出道的 EXO 上达到巅峰,彼时正值中国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期,有着强烈的粉丝号召力,偶像从此与流量挂钩,数据成为验证人气的有力方式。2014 年 8 月,鹿晗的一条微博以千万条评论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隔一年,这一数据又破了一亿条。
传统明星制造路径从此被颠覆。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分析,过去造星,是 「演艺产品——大众媒体关注——话题营销」 三部曲,可是 「鹿晗们」 首先是在社交媒体里实现精准粉丝的聚集,再反向引爆于大众媒体。这也意味着圈层消费的兴起,它们将可能再造娱乐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种子
在中韩合作的蜜月期,BAT 三家互联网公司均在韩国文娱公司有所布局。国内头部影视公司华策影业,也在 2014 年入股了韩国 NEW 影业——也就是 《太阳的后裔》 制作公司。
在这一年的传媒资本市场不算大事。彼时的传媒行业,既有政策扶持,又有资本相助,影视和艺人是资本最受欢迎的故事之一,平均每 6 天就会在行业内发生一起影视类产业并购案。火热程度,一如当下的 AI。
时任华策影业董事会秘书的王丛专注研究韩国、美国市场,看中韩国流行产品对中国消费者的影响,甚至在 2015 年推出了一本 《韩娱经济学》。限韩令之后,他也判断,新一代年轻人急需本土偶像,内容行业的迅速爆发也需要同体量的新艺人进行补充。
在 2016 年之后,与他一样想要抢占偶像市场空白的人,大有人在。
有选秀教母之称的龙丹妮,在 2017 年成立了哇唧唧哇,一边在腾讯视频做互联网选秀节目 《明日之子》,一边签约和运营新人偶像。凤凰传奇的老板徐明朝,曾在 《盖世英雄》 现场被 IKON 这批男团的表演所震撼,成立了极创引力专门做女团的培养。
2018 年,《偶像练习生》《创造 101》 两档分别选拔男团、女团的选秀节目出现,模式还是来自韩国的 《produce101》 系列节目。
韩国流行文化埋下的种子,到 2018 年开花结果。流媒体平台借由这两档节目,占据了 「流量艺人」 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实现了造星的闭环,同时,也借此架构起连接 B 端与 C 端的盈利模式。《2018 今日头条娱乐白皮书》 显示,全网热议艺人前 50 名中,将近三成都是出自这两档网综的 「养成」 系偶像。
从流量角度衡量,5 位头部艺人里有 4 位是选秀节目出身
与此同时,「饭圈」 这一套高效逻辑,也逐渐从偶像圈层被扩散到了更广阔的文娱领域。他们是平台做 C 端消费时的消费主力军,他们不仅可以是选秀节目里的全民制作人。饭圈能供养的不仅仅是韩流偶像。流量小生、小花,乃至音乐剧演员、电竞选手、狼人杀博主、电商主播,都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内娱偶像渐渐在这个过程脱去 「韩」 味。爱奇艺系选秀第二季选出的 C 位,是王一博在 UNIQ 的队友李汶翰,腾讯系选秀第二季选出的 C 位,是在 JYP 练习过的周震南。到了 「创」 和 「青」 最后两季,C 位就不再有韩国相关练习经验了。《青春有你 2》 最后成团,基本都没有太多韩国训练痕迹。
变化当然不止发生于偶像市场,由引进转向自制,以长视频平台为基建,中国剧集行业过去九年在内容和市场化程度两端迅速发展。
而在中国市场关闭后,韩国的调整也很快。韩国文化产业本就是出海导向,一个市场行不通,那就要往其他海外市场走。
2016 年,防弹少年团的 MV《血汗泪》 在油管上爆红,并在这一年获得 billboard 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大奖,这个奖项此前由贾斯汀比伯连拿 6 年。
2020 年,防弹少年团的英文单曲 《Dynamite》 空降 Billboard Hot 100 单曲总榜冠军,文在寅随后推文祝贺。这之后,韩国偶像们的礼物单曲常以全英文的形式出现,不少团体也会在即将开启欧美巡演时,发布一张全英专辑。
欧美这块 KPOP 久攻不下的市场,被防弹少年团踢开了大门。KPOP 组合们开始与欧美市场的音乐霸主合作。防弹少年团与 Blackpink 都与环球音乐签约,进而获得了与更多欧美一线歌手合作的机会。BLACKPINK 就先后与赛琳娜戈麦斯和 Lady gaga 合作出过单曲,而这两位同样是环球音乐旗下的艺人。
除了前往全球最成熟的音乐市场掘金,KPOP 还将视野放到了其他国家。BLACKPINK 在限韩令这一年出道,组合成员 LISA 是 YG 娱乐史上第一位泰籍偶像,这也让 BLACKPINK 迅速得到了东南亚市场的关注。到如今,大公司 KPOP 组合中已经有了菲律宾籍、越南籍、印尼籍偶像。
防弹少年团与 BLACKPINK 在全球音乐市场的高人气,为后续的韩国偶像们铺开了道路。而在国家层面,「文化产业」 一直是国策的韩国,也开始将鼓励的重心转向其余市场。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偶像频繁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
2018 年,文在寅在 facebook 向获得 billboard 200 专辑榜冠军的防弹少年团及其粉丝俱乐部 「A.R.M.Y」 表示祝贺。此后,防弹少年团多次陪同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三次在联合国发言——2018 年用英语发言,2020 年用英语和韩语发言,而到 2021 年,全员使用韩语发言。
韩剧与韩国电影也找到了买主,并且合作得更为深入。
2018 年,Netflix 推出的韩剧 《阳光先生》 还是与韩国电视台 JTBC 合拍,到 2019 年的 《王国》 就已经完全属于平台自制。2021 年 《鱿鱼游戏》 爆火,打破 Netflix 历史观看人数纪录,到现在仍然是 Netflix 史上最受欢迎的非英语电视节目。
韩国 CJ 集团多年在好莱坞的运营,也有了回馈。
2020 年,奉俊昊执导的 《寄生虫》 成为第一部拿下最佳影片的外语片。与他一同登台的,还有 《寄生虫》 的最大投资人李美敬,也是奉俊昊多年的合作者,投资了 《杀人回忆》《母亲》《雪国列车》 等作品。她过去的名言是:「我梦想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人每周吃一次韩国菜,时常听韩国音乐,一年看两次韩国电影。」
内娱结出了自己的果实,而韩国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市场。
僵局
把韩国录制音乐产业收入的历年曲线拉出来,能明显看到,它在 2013 年有大幅上扬的趋势,首次跻身前十。2016 年,曲线到达历史最高点第六位,延续至 2020 年,随后被中国超越,至今排名第七。而 2024 年,则下跌了 5.7%,是过去十年来首次下跌。
这个产业高度依赖的外部因素似乎与其起伏紧密捆绑:其与中国市场联系最紧密的 2016 年达到顶峰,又在线下娱乐受挫的 2020 年首次被中国反超。韩国文娱向来高度依赖线下转化,海外巡演始终是 KPOP 团体的收入大头。
而到了 2024 年,伴随着 BTS、Blackpink 等顶级组合活动的暂停,下滑成为现实。
一方面,「中输」(中国粉丝集资购买专辑)在急剧下滑。过去,韩国当红组合的中输占比常超 50%,但 2023 年下半年却急转直下,直接拖累了多个组合的专辑销量。粉丝社群内部还出现了呼吁停止 「内卷式购买」 的现象。
从 2023 年底到 2024 年初,asepa 成员们的个站相继宣告暂停中输来维权
另一方面,长期数据注水的弊端开始反噬。KPOP 产业每一环都能注水——当红女团的 YouTube 点击量可高达 90% 由广告购买驱动;专辑销量依赖持续数月的签售会勉力支撑;音源排名则能被 「深夜听歌」 的集中打榜行为瞬间拉升。这些操作的初衷是通过早期声量博取后期增量,但实际效果日渐式微。
砸钱造势的策略失效,直接反映在行业巨头的财务表现上:HYBE、SM、JYP、YG 四大 KPOP 公司在 2024 年的营业收入同比缩水均超 30%,那些注水的 「破纪录」 销量成了行业皇帝的新衣。
这种依赖外部资本和短期流量逻辑的模式,并不局限于音乐产业。曾为韩剧带来荣华富贵的 Netflix,如今却让本土影视产业陷入危机。强大的平台虹吸了演员、资金、核心资源,留给传统电视台和制作公司的空间所剩无几。不合作则被边缘化,即便合作也往往是一次性买卖,难以获得后续传播的衍生收益。
开放
2016 年之后,中韩之间的交流没有完全停滞。2018 年 4 月举办的第 8 届北影节上,7 部韩国电影进入了北京院线上映。当年 6 月,曾经是电视节上最为火热的展区韩国作品展区回来了。
但下一次讯号释放,就要到三年后了。2021 年,中韩两国启动了文化交流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韩国 KBS 电视台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在内容、技术、产业、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2021 年 11 月 9 日,多名韩国爱豆突然更新微博。第一个更新微博的是 Super junior 的金钟云,很快,他临时开了一场微博直播,从去年 8 月他的微博账号就受了限制后,他尝试发了 700 多次微博都失败,9 号这天照常再发送一条尝试,没想到真的发送成功了。
2023 年线下活动放开后,不少韩团陆续来华举办小规模签售会。据不完全统计,当下能主办韩国偶像的签售平台多达 18 个。韩国一线女团 Twice 就在出道的第十年来到了中国,在上海跳起了 《上海之恋》。在小红书搜索 「韩团签售」,未来两月还有不少韩团会来。
而在 B 站搜索、抖音上搜索,绝大多数知名韩团都已开设了官方 B 站号、抖音号,用以发布 MV、花絮等官方物料。Blackpink 有三名成员均开设了 B 站号、小红书、抖音号进行宣传,而不少二代韩团成员则都开了抖音号。
今年 4 月,突然传来了限韩令将要解封的消息,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全韩国籍成员的韩团 EPEX 将来福州开演唱会。虽然这两年也有过韩国乐队、美籍韩裔来中国活动,但能到演唱会级别,尚属首次。虽然劳动节后,这一演唱会又宣布因 「不可抗力」 而延期。
但这确实是 2016 年以后,最强烈的松动信号了。官方经过几次辟谣和强调,「从来没有限韩令」,但 2016 年时的 「蜜月期」 光景确实戛然而止,再难重现。当年让民间反对声强烈的萨德系统,近些年已经很少再被提及。
反而是韩国,从文在寅执政到李在明履职,韩国媒体始终关注着 「限韩令」 的动向。今年,外交部在辟谣 「限韩令」 时的话开放性较强,只是否认了请防弹少年团和 BIGBANG 将登上央视节目,却没有否认后续更多的可能性。
但九年过去,当内娱消费者再面对韩国市场时,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限韩令也从 2016 年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发展到如今自下而上的抵制。翻阅今年限韩令松动后相关新闻下方评论区,都会出现类似 「开放后我们会自愿限韩」 的表达。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韩国文化产业在快速扩张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及资本的过程中,其 「文化主体性」 的争议愈发明显。
文在寅时期,偶像团体尤其是防弹少年团被拔高至国家形象代表。他们需要从原本讲述青春故事的少年,转向讲述 「韩国故事」,涉及敏感话题时,难免会遭遇 「国家面前无偶像」 的激烈反弹。2020 年拿下一个表彰为韩美交流作出贡献的奖项后,队长金南俊提到:「今年是朝鲜战争七十周年,我们将永远记住两国共同经历的痛苦。」 这让不少中国粉丝当即宣布脱粉。
除了国家历史层面的争议,近些年来,文化挪用争议也在中韩之间频发,涉及服饰、节日、历史人物等等,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莫过于 2024 年人气女团 IVE 的 MV《HEYA》。该女团宣称制作理念是宣扬韩国文化,但其中却用了中国结、祥云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文化挪用争议甚至蔓延至欧美,导致 「偷国」 标签成为舆论对韩国的刻板印象之一。
韩国文化产业长期以 「拼贴」 见长,善于融合借鉴。然而,当这种 「拼贴」 缺乏足够清晰、自信的本土文化根基作为支撑和转化时,便极易滑入 「挪用」 争议的泥潭,陷入 「我是谁」、「我的故事究竟是什么」 的主体性迷茫。这种迷茫,正是其产业数据波动、模式受挫背后更深层的困境。
与韩国的文化主体性迷茫相比,中国则进入了对本土民族文化有极强认同感的一代。
2016 年唱 《IF YOU》 的韩红,是当时内娱对韩流心态的缩影,那是韩娱最鼎盛时期的表现,来自一个国家级主流歌手对韩娱的认证。但这一代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年轻用户,成长于国产文娱环境,更愿意消费本土的文化,今年还诞生了 《哪吒 2》 这样在全球票房史上留名的作品。
韩流在中国,则是全方位的退潮。过去伴随着韩流文化而来的韩妆品牌悦诗风吟等迎来关店潮,而新一代的韩国小生中,再也没有像当年的李敏镐、宋仲基一样能在中国获得高热度的艺人。当下的韩流,在国内已经逐渐缩回圈层文化。
不过,韩国在制造全球内容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国内文娱产品思考的内容。
2016 年的高分韩剧 《请回答 1988》,后来一直被国产青春剧参考,今年的爆款短剧 《家里家外》 的主创在聊到创作准备时,仍然说的是:拉片了 《请回答 1988》。而今年年初,Netflix 韩剧 《苦尽柑来遇见你》 再创热度新高,新声 pro 与不少剧集创作者对话时,大家都会提及对这部剧的思考。
而今,中韩文化都迎来了新的节点。在全球地缘博弈重构、文化壁垒回归的背景下,美国喊出 「让电影回到美国」,对所有海外制作加征关税。在这样的世界里,中韩文娱都在摸索自己的出口。
限令总会带来断裂与重建,文化会在夹缝中继续生长。这是一次全球文娱体系的重建,也是中韩文化寻找新坐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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