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秋天，治愈系日剧 《住宅区的两人》 上映，在豆瓣被打出了 9.3 的高分。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狗血的反转，这部由小泉今日子和小林聪美主演的影视作品，讲述了两个 50 多岁单身中年女性在 「团地」 相互陪伴的生活：一个是离过一次婚的大学兼职讲师，另一个则是最近刚失业，靠在跳蚤市场靠出售闲置物品为生的单身插画师。
这样的两个发小，住在一起即使心有不宁也总是相安无事，两个人深夜聊天、彼此照应。
我想这部剧除了温暖的友情日常格外打动人心以外，还顺带揭开了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现实：在日本社会的边缘，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以这种 「非典型」 的方式活着——不婚、离异、独居，收入不高，却依然努力地生活。
事实上，在日本 「失落的三十年」 里，经济的停滞不仅拖累了 GDP 数据，更悄然重塑了无数女性的命运，她们离婚姻越来越远。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IPSS）2023 年发布的 《第 17 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 数据显示，到 2035 年，日本女性终身未婚率将接近 30%，而男性也将达到 28.3%。与此同时，离婚率虽在近些年来趋于平稳，但单亲母亲家庭的数量还在持续攀升，其中超过 80% 都是母亲在独自抚养孩子。
这背后，并非简单的 「婚姻观念变了」。而是当一个社会进入长期低增长的状态时，个体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得不权衡成本与风险。
对于许多日本女性而言，婚姻早就不再是 「安全网」，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 「风险源」。就业市场的挤压、性别分工的瓦解，以及社会保障的再分配，都在迫使她们重新做出选择。
一、从 「结婚辞职」 到 「不敢辞职」
19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余年的 「就业冰河期」（1994–2004）。企业大幅缩减正式员工的招聘，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在这场就业寒冬中，女性成为了最先被牺牲的群体。
由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着 「主妇理想」 和 「男性养家」 的传统观念，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常常被视作 「第二顺位劳动者」——企业会优先保障男性正式员工的工作，女性则被大量推向了非正式雇佣岗位。
根据日本总务省 《劳动力调查》 数据显示，2019 年，女性非正式雇佣占比仍然高达 54.8%，即便 「女性经济学」 政策推行了多年，这一比例依旧居高不下。相比之下，男性非正式雇佣比例是 25.7%。这意味着，多数女性都被困在了劳务派遣、合同工、小时工等不稳定的岗位中，平均月薪仅为正式员工的 60% 左右，且缺乏社保和晋升通道。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女性对婚姻的预期。
在过去，「结婚辞职」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路径：女性大学毕业后先进入职场工作，结婚后就成为全职主妇，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但如今，一旦辞职，就意味着很难再重返职场。厚生劳动省 《2021 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实态调查》 显示，过去五年曾为非正式雇佣者中，只有 17.6% 能成功转正，女性再就业的难度更高。
于是，「不敢辞职」 成为了新一代女性的生存策略。她们并不是不愿结婚，而是无法承担婚姻所带来的职业中断风险。根据内阁府 《第 17 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在 30–34 岁未婚女性中，46.2% 认为 「没有遇到经济条件稳定的伴侣」 是不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更为残酷的是，即便保持单身、持续工作，相当一部分女性依然会陷入 「工作贫困」 的状态。内阁府 《2023 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 指出，单身女性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287 万日元/年 （约合人民币 14 万元），但也仅仅能够勉强覆盖东京郊区的房租、交通和基本的生活开支。她们被称为 「穷充族」——穷但充实，过着极简的生活，不婚不育，把收入用于自我投资或者是小额储蓄。
这种生活看似很自主，实际上是对系统性风险的一种被动防御。
二、婚姻从庇护变成了拖累
如果说就业挤压让女性结不起婚，那么传统性别分工的失效，则让婚姻本身变得 「不划算」。
长期以来，日本的家庭模式都是建立在 「男主外、女主内」 的基础之上。女性通过婚姻换取经济上的安全，男性则以稳定的收入履行养家的责任。但从 1990 年代起，这一模式的基础开始崩塌。终身雇佣制的瓦解，企业频繁裁员，导致男性的收入开始出现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
根据厚生劳动省 《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2020 年，35~44 岁的男性平均年收入为 486 万日元，相比 1997 年的 548 万日元下降了约 11%。
与此同时，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持续提升。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2023 年日本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 58.6%，与男性基本持平。而高学历女性进入职场后，却发现 「同工不同酬」 的现象依然严重：同一个岗位，女性平均年薪比男性要低 23.5%（日本性别差距研究所，2022）。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便是外出工作，女性仍然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责任。
厚生劳动省 《2021 年国民生活时间调查》 显示，日本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是 4 小时零 3 分，而男性仅为 41 分钟。
这说明许多职业女性过着 「双重班」 的生活：白天在办公室工作 8 小时，回家还需要再工作 4 个小时。这种 「高投入、低回报」 的婚姻体验，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退出。
而离婚制度的改革，也降低了女性的 「退出成本」。2014 年实施的 「年金分割制度」，允许离婚女性申请分割婚姻期间的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老后贫困的恐惧。尽管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申请率低等问题，但至少为女性提供了制度性退出路径。
然而，离婚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解脱。根据厚生劳动省 《2022 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单亲母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高达 50.6%，远高于双亲家庭的 12.3%。
婚姻的失败，最终还是由女性和子女共同在承担。她们的 「自由」，是以更高的生存风险为代价换来的。
三、单身女性的 「制度性单身税」
日本常常被视为全球福利国家的典范：全民医保、全民年金、介护保险制度的覆盖十分广泛，基尼系数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能维持在 0.379（OECD，2023），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算不上突出。
但这一再分配体系的核心单位是 「家庭」，而非 「个人」。对于未婚、离异、无子女的女性而言，她们在制度设计中是 「缺位」 的。
以税收为例，日本实行 「配偶扣除」 和 「抚养扣除」 的制度：已婚者可以享受最高 38 万日元的税前扣除额度，而单身者则无法享受。这意味着，同等收入下，单身女性的实际税负更高。同样，在社会保障方面，年金领取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算，单身女性领取额更低，且缺乏配偶的医疗与介护支持。
更严峻的风险，出现在老年阶段。内阁府 《2023 年高龄社会白皮书》 预测，到 2040 年，日本 65 岁以上独居女性比例将攀升至 35%。而数据显示，独居女性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几乎是男性的 1.5 倍 （22.3% vs. 14.8%）。核心原因在于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 （87.13 岁 vs. 81.09 岁），但职业生涯更短、收入更低、养老金积累更少。
这种 「制度性单身税」 迫使着女性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 「一人经济」 的模式：不婚、不育、低消费、高储蓄，购买私人年金与介护保险，以此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日本生命保险协会 《2023 年个人金融意识调查》 显示，30~49 岁的未婚女性中，61.2% 都持有个人年金或者是护理保险，48.3% 制定了退休储蓄计划，比例均高于已婚女性。
在社会保障未能覆盖个体风险的社会里，单身从来不是浪漫的选择。
四、自由的代价与风险重重
日本女性比上一代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不结婚，可以离婚，可以工作，可以独立。但这种自由，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保障。她们在劳动市场中被边缘化，在家庭中承担双重负担，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被 「家庭」 单位所遗忘。
因此女性的 「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上的贫困，更是制度性支持上的贫困。当婚姻不再提供庇护，单身又无法获得保障，女性只能以个体之力，扛起整个人生周期的风险。
她们的自主，是被迫的自主；自由，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
2016 年，NHK 拍摄的纪录片 《老后破产》 中 「团块世代」 女性的困境，将镜头对准了东京郊区几栋老旧的 「团地」（公共住宅），记录了几位 60 岁以上独居老人的生活：有人冬天为了节省电费舍不得开暖气，有人因为交不起有线电视费，只能对着无声的电视发呆；有人患上了慢性病却不敢去医院，因为介护保险申请复杂、高昂的自付费用难以承担。
年轻时努力工作，遵守社会规则，却在晚年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被这个系统 「看见」。镜头下的这些独居女性，没有戏剧性的控诉，只有平静的叙述。
我想，社会真正的进步或许根本不在于鼓励更多的女性结婚或者是生育，而在于建立起一个不以婚姻为前提的保障体系：让每个人，无论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都能在年老、疾病、失业时，不至于坠入深渊。
因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有困难的人。
她们终于可以不靠任何人活着，却也因此，谁也不再为她们负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