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油，这三大化石燃料常被一齐提及，但从碳排放角度来看，天然气要远低于另外两者。相关研究普遍显示，燃烧天然气的碳排放量要比同热值的石油低 25-30%，比同热值的煤炭低 50% 左右。
也正因为此，在很多研究中，天然气一边被划入化石燃料，一边也被视为清洁能源。一位宏观领域的青年学者提示，美国官方口径或政府、油气利益代表主导的研究是典型，在电力公共事业领域的研究中尤其如此。根据国际燃气联盟 （IGU） 的统计，截至 2024 年，全球燃气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 23%，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 43%，且当年度该国所有新增电力供应基本都来自气电，在支持油气能源的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天然气更是受到“ 高规格待遇”，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气电的易得性、经济性本就强于煤电，无论是否坚持零碳目标，发展气电都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在中国，截至 2024 年的燃气发电占比仅为 3%，在“ 双碳” 大背景下，这一“ 最清洁” 的化石燃料的前途仍扑朔迷离。
谁来当电力系统“ 调节器”？
中国气电发展基础羸弱，主要还是源于“ 富煤缺油少气” 的自然禀赋。而且，大量进口的天然气主要用来供暖，这一领域的“ 煤改气” 也曾是许多地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措施。
对于中国要发展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来说，气电无论如何都不会像在美国或日本一样，成为主角。不过，问题是这一路线是否是未来拼图的一部分，有多大发展的必要和前景，在垄断性质较强的电力行业，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支持度和市场的积极度。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截至 2024 年，中国全口径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约 55%，风电与光伏发电相加占比约 18%（截至 2025 年 7 月最新数据提升至 24.7%），水电占比约 14%，都要远高于燃气发电 （燃气发电也经常与燃煤发电一同被归入火电）。即使是装机占比只有 1.8% 的核电，其发电量占比也达到 4.7%。相较于装机占比近 4%，发电量占比仅 3% 的气电，确实效率要高出不少。
不过，无论是现在的主力煤电，还是“ 小弟” 气电，在未来的电力结构蓝图中，定位都不是“ 主力发电能源”，而更多是承担“ 调节器” 的作用。在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发电主体之侧，调峰调频，补足新能源波动性间歇性问题，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但是，新型电力系统对运作体系有“ 源网荷储” 的规划，“ 储” 就是储能，其所承担的就是电力调节功能。目前来看，至少在政策定调层面，储能 （主要是电化学为主的新型储能） 更被看好，近年来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接力出台，今年 9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 《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 中，也设定了“2027 年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1.8 亿千瓦以上，带动项目直接投资约 2500 亿元”，相较今年年中至少有近 80% 的增量空间。
与此同时，在“ 双碳” 规划中，煤电的占比是要逐渐下降的，虽然最终是否退出，还是通过 CCUS 等方式保留尚有争议，但 2030 年前达峰基本被视作必须完成的目标。煤电“ 后退”，新能源“ 上位” 是大势所趋，但发电能力远逊于装机增速的新能源何时或怎样才能当起大任，期间的调峰缺口如何补足，都成了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近年来数次探讨过这一问题，认为中国可以由煤炭时代直接过渡到以电为主的低碳时代。在这一路径下，不会经历“ 煤改气，气改电” 的两阶段转型，可以避免重复投资和路径锁定，与此同时，气电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发挥空间。实际上，进行过“ 煤改气”、天然气热电联产的北京，在“ 双碳” 目标发布后的 2021 年，就曾针对“ 限制新增燃气发电机组” 征求意见，虽然这一政策更多针对的是波动的天然气价格问题，但当时很多声音都认为北京会为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禁止新增气电，不少建言都提到，应通过发展储能等方式补充天然气发电承担的电力系统调节作用。
不少专家、研究也持同样的“ 跳过论” 观点。在今年 9 月的一场论坛活动中，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崔宜筠就表示，中国有条件以非火电灵活性解决方案去解决电力调峰问题，强大的电网系统和快速发展的储能行业，不仅能更快的降低煤电占比，也能让中国跳过气电的过渡阶段。
但储能真的能补上这个缺口吗？目前来看，仍有不少争议。
巴伦中文网此前文章梳理过一些专家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储能的价格机制和业务场景无法支撑市场化运营，对于平衡电力供需来说，大规模建设储能并非最佳选择。
在上述论坛活动现场，道达尔高级市场分析经理于涵就表示，未来新能源发电的占比越高，越需要灵活性调节资源，目前来看，不论是储能还是煤电的三改联动从经济性、商业前景和技术上都难以找到最优平衡点，从这一维度来看，中国可能无法跨过气电，尤其在未来五年国际大宗市场下行概率较大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更加需要气电。
中国能源研究会双碳产业合作分会副秘书长汤泰也表示，自己看好气电在“ 十五五” 期间的发展。这一发电方式启停时间短、爬坡快，同时调节范围还很大，且既能调峰又能调频，还可以作为保障电源，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热电联产和其他的收益模式，兼具发展空间和投资回报前景。
考核指标的限制与市场化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在治污、降碳、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 双碳” 之复杂艰难，就在于其中充满矛盾、未知，在各国都是如此，尤其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甚至“ 无人区”。
比如，中国在“ 十四五” 还未结束的 2024 年，就提前完成了 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对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超过 12 亿千瓦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此前“ 十四五” 关于碳排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相关规划目标目前看却面临很大压力。
再比如，根据中电联发布的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 28%，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到 2030 年这一数字或将达到 35% 左右，超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8 到 10 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中国“ 电气化” 速度远超新能源增速而产生缺口，不得不靠传统的化石燃料电源补位，因此导致了“ 煤电复兴”“ 煤电回潮”，让其他行业的碳排放转移到了降碳压力最大的电力部门，形成“ 碳转移” 陷阱。
9 月 24 日，我国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 2035 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 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 30% 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2020 年的 6 倍以上、力争达到 36 亿千瓦。
很多新能源行业、碳圈从业者都为此感到振奋，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国几乎都会超额提前兑现自己的承诺。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指标会分派到各省、市、主管部门、基层，对于气电的发展前景，有研究者提示，政策规划层面的变化很可能是决定性的。相比于煤电，气电碳排当然更低；相比于风电、光伏，气电当然更稳定。不过，尴尬的事情也在于，它只是清洁的化石燃料，在指标核算中，没法划入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中。另一方面，中国天然气来源毕竟受限，而且具有保障供暖的民生属性，发电的优先级远低于供暖，这让气电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性面临压力。
不过，“ 双碳” 总会在发展中动态调整，其间既有很多限制，也有不少智慧。今年 7 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调整我省煤电气电容量电价的通知》，给了气电容量电价的政策支持，其中也明确“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煤电、气电机组逐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更多地发挥支撑调节作用”。
毕马威近期发布的 《2025 从无序到有序：重塑全球能源转型的未来图景报告》 认为，从全球目前的能源消费趋势来看，天然气的需求在增长，中国、美国和中东的增速尤其可观。该报告认为，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系统中的角色已然转变，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 过渡燃料”，而是越来越被看作一种灵活、相对低碳、且能与可再生能源互补的能源，特别是在那些注重能源安全和可靠的地区。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在今年最新版的 《中国能源展望 2060》 中也提到，天然气作为能源转型的“ 桥梁”，在我国“ 先立后破” 的转型路径中被寄予厚望，在工业替煤、交通替油、燃气发电等领域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预计在我国能源消费达峰阶段 （2035 年之前），消费量将增长近 40%，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贡献率为 24%。
不过，不管政策指向如何，研究多么看好，气电仍需优先练好自己的“ 内功”，解决经济性问题。汤泰认为，气电的商业前景中，最大的变动成本仍取决于气价，气价越贵成本必然越高，发出电来越亏。包括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规划所副所长侯明扬等很多专家都曾建议，在当前愈发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天然气市场面前，中国需要加大国内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加速推动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持续提升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用市场化手段保障安全供给和经济效率，并加大长约与现货进口配比关系的研究力度，做好长期合同签订相关工作。
另一方面，上述容量电价机制也被认为能极大提升气电的经济性，改善固定成本问题，但目前大多数地区只按全国政策执行煤电容量电价，气电何时大规模纳入容量机制，尚未可知。
此外，近来政策力推的跨区跨省电力交易实际上也对气电十分有利，但这一切，都需由政策层面的积极信号和市场主体的先行探索，才能真正落地释放潜力。（本文首发于巴伦中文网，作者｜胡珈萌，编辑｜蔡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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