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球领先的支付公司 Stripe 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里森 （Patrick Collison）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他发了一张图表，上面是苹果 (AAPL)、微软 (MSFT)和谷歌 (GOOG)三家公司的市值增长曲线，从 2010 年到 2025 年，三条线几乎完美地平行飙升，从约 2000 亿美元的体量，一路狂奔至接近 3 万亿美元的巅峰。
科里森问道：「这些公司表面上从事着完全不同的业务，但为什么它们的增长动态看起来如此一致？这背后到底是什么解释？」
这个问题引来了多方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大胆的回应，来自著名的思想家、前 Coinbase 首席技术官巴拉吉·斯里尼瓦桑 （Balaji Srinivasan）。
他的解释是：传统经济 （legacy economy）正在日落，互联网经济 （Internet economy）正取而代之。
这张图比较了从 2005 年到 2025 年间，「科技七巨头」（Magnificent 7）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其余 493 家公司的表现。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七巨头的增长曲线如同一飞冲天的火箭，指数从 100 飙升至 3500 左右；而另外 493 家公司的曲线，则几乎是一条毫无生气的地平线，增长近乎停滞。
这两张图，两段对话，在我们看来，是 「新质生产力」 最形象的注脚——这代表的不仅仅是几家公司的成功，更是一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深刻而无声的经济革命。
我们今天想从数据、案例和逻辑层面，去理解为什么说 「旧经济」 正在缓缓落幕，而一个由代码、网络、数据、AI 驱动的 「新经济」 时代，正喷薄欲出。
一、正在褪色的旧经济
要理解这场变革，我们首先要清晰地定义什么是 「传统经济」。
它并不仅仅指那些冒着黑烟的工厂或古老的行业，而是指那些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物理实体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包括了我们熟悉的制造业巨头，如通用汽车；能源领域的埃克森美孚；传统零售业的沃尔玛；以及大型制药公司辉瑞等。
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增长与物理世界的限制紧密相连。它们的扩张依赖于高昂的资本支出，需要建造更多的工厂、铺设更长的供应链、雇佣更多的工人。
这种增长模式是线性的——产出的增加几乎总是需要投入的同比例增加。
此外，它们身处严密的监管体系之中，无论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还是环境保护署 （EPA），都使得创新步伐相对缓慢。
而这些曾经的经济支柱，如今正增长乏力。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估计，自 2018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仅为 2% 左右，而科技行业的这一数字则高达 7%。
此外，2022 年，在整体经济增长 1.9% 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附加值增长了 6.3%，在 2013 年至 2022 年的十年间，仅六个科技相关产业就贡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 35%。
二、新经济的崛起
与传统经济的线性增长和物理束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经济的指数级潜力和无边界特性。这是一个以数字为基础、由代码构建的世界，其核心驱动力彻底改写了商业规则。
首先是网络效应。
谷歌之所以能占据全球 92% 的搜索市场份额，Meta 能吸引全球近七成的社交媒体用户，正是因为它们的服务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从而形成强大的护城河。
用户越多，数据越多，算法越智能，服务体验越好，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其二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赋能。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与投资人开始关注 「一人企业」，得益于 AI，一个仅有一到两名成员的初创团队，如今有可能通过发行代币和采用精益模型，创造出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
AI 极大地压缩了从创意到产品的实现时间，让小团队也能撬动巨大的市场。
最后，是零边际成本的全球规模化。
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可以为全球数十亿用户提供计算能力，而服务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软件和数字产品可以被无限复制和分发，不受物理库存和物流的限制。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科里森关于苹果、微软和谷歌增长同步性的问题，答案已然清晰。
尽管它们的主营业务——硬件、软件和搜索——看似不同，但它们都站在了同样的技术浪潮之巅。它们都在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都依赖于强大的云基础设施，并通过构建各自的生态系统深度锁定用户。它们的增长不再受限于生产了多少部手机或卖出了多少套软件许可，而是取决于其网络覆盖的广度、数据处理的深度以及 AI 驱动的创新速度——这些正是它们能够突破物理世界的桎梏，实现同步、指数级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七巨头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这场经济大迁徙的最好例证，是 「美股七姐妹」——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Meta 和特斯拉。
它们的总市值如今已经占据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约 34% 的惊人比重，从 2015 年的 12% 大幅跃升。
在 2023 年，这七家公司的集体回报率高达 75.71%，而同期标普 500 指数的整体回报率为 24.23%，2024 年的表现也非常不俗。
也就是说，这市场绝大部分的增长是由这少数巨头驱动的。
甚至，如果将 2005 年设为基准 100，七巨头的市值指数已冲向 3500 点，而其余近 500 家公司的市值总和，则几乎在原地踏步。
这种巨大的表现差异，源于它们对新经济基础设施的掌控。
无论是英伟达提供的人工智能芯片，亚马逊和微软提供的云计算服务，还是谷歌和 Meta 主导的数字广告，几乎所有现代商业活动都离不开它们构建的平台。它们不再仅仅是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而是新经济时代的 「基础设施建设者」。
历史数据也证明了它们的韧性：在 2020 年的经济衰退中，它们却逆势平均上涨了 58%，这是反脆弱的表现：当物理世界陷入停滞时，数字世界的需求反而会加速增长。
四、从资本市场到社会结构
这场新旧经济的交替，正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社会、职业乃至未来的治理模式。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也伴随着巨大风险的时代。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 「优势」 是一个清晰的长期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风险。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已发出警告，指出当前标普 500 指数的头重脚轻与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状况有相似之处，过度集中的投资组合可能非常脆弱。
对于社会而言，这场变革带来了效率的极大提升和创新的加速，但同时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科技财富的集中，以及传统行业岗位的流失，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而巴拉吉的思考则更为深远，他预言了 「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s）的兴起。
他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未来人们可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自愿选择加入在线社区，这些社区将拥有自己的货币 （加密货币）、法律 （智能合约）和治理模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传统主权国家的功能。
正如马车被汽车取代，蜡烛被电灯取代一样，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并淘汰那些无法适应变化的旧模式。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世界的价值创造中心，正在从依赖物理资本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不可逆转地迁移到依赖数据、算法和网络的数字领域。
面对这场变革，每个人应对的最好方式是主动学习和适应。
正如巴拉吉所建议的：「多用风险投资的视角思考，而非华盛顿的视角；多学习人工智能，而非其他。」（Think VC，not DC;study AI，not D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