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月身处国内的时间里，我很惊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可以说如果放在一年两年之前，每个夏天我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要么和经济更相关，要么和市场更相关。无论是金铜的驱动力，货币政策，或者经济情况等等。而在这一次，在和一些资深的前辈，或者产业的领袖交流的时候，我被问到的，最艰难回答，但也最有价值的问题，虽然具体形势不同，但大意是:
「在中美的竞争中，你感受到的，中国和美国的 playbook 各自大概是什么样子，以及双方各自准备怎么获胜」。
每一次我都会回答，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值得思考，最有价值，也最复杂，最难回答的问题。我并没有办法在十几分钟内解释清楚一切，就像是没人可以在 1962 年解释清楚后面 20 年发生的一切，但我可以从一些剖面来提供一些视角。
事实上，未来几天我可能会上线一个网站，专门就用来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从之前说过的，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出发去讨论中美的这场博弈，而就像之前说过的，黄金，铜，东南亚这些具体的领域，每一个都看起来很大，但其实都只是上面这两个更大问题的子集。当然，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这些细分领域是很好的研究和投资切入点。
我的朋友和我都一致认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用 AI 技术，帮助我们研究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投资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刺激也最有价值的事情。
在今天的文章里面，我分享的就是我过去一个月提到的一个剖面，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不急于在一天就说完。
在前面那个大问题下有一个最经常出现的子集问题，叫做 「Trump 的 playbook 是什么」。
在之前我曾经分享过一个框架，Trump 的四个支持者群体，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分别是：
1. 佛罗里达的共和党人；
2. MAGA；
3. 纽约的民主党；
4. 西海岸的技术新贵。
我当时解释了，这四种人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是相悖的，所以 Trump 必须在这些人中间保持平衡。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框架可以很好解释 TACO 的存在，但和 TACO 一样，它缺乏一些预测性。
所以我们尝试回过头，再去看看年初到现在，有哪些变化，Trump 的外交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和之后有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财政支出在 DOGE 有没有马斯克前后有了巨大的变化，你很难说他是一个保守派，考虑到他对于很多新技术的支持，但你也很难说他是一个激进派。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Trump 身上最大最特别，而且年初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改变的特色，是他多多少少算一个重商主义者」。
传统重商主义注重本土顺差，认为经济优势带来战争优势，扶持战略行业，重视资源安全这些特色，我们一直都有看到。当然和 200 年前的重商主义者比起来，Trump 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他不重视贵金属的积累，在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中更加倾向于宽松。
但如果我们把重商主义和完全自由贸易放在天平的两侧，毫无疑问 Trump 更偏向重商主义。
在传统的重商主义中，更好的经济实力-更好的军事实力-更好的战争优势-更多殖民地或者领土-更好的经济实力。
而在今天的重商主义中，这些要素同样存在。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日本一年给美国交 5000 亿类似关税的投资，那日本就更像是美国的殖民地而不是盟友。无论你从道德上怎么谴责这种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在短期都会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
当然这里我想多说一句，也是之前反复说过的，不要去苛责日本和欧洲，他们和 2018 年中国一样没有准备。
我不是说重商主义就是美国全部的 playbook，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技术的监管，以及技术的扩散。但重商主义在我眼中，是 Trump 或者他治理下美国的 Playbook 之一。
而另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问题，关于反内卷。我想说的是，反内卷虽然这个名字很难在历史上找到类比，但这个事情本身却有很多先例。我之前解释过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带来失业-失业打开需求侧刺激的窗口-产业政策-新的行业出现这个发生过两次的例子。
所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例子，来自苏联。苏联在 1975 年之后经济的快速下行有很多解释，而且有很多都是相悖的，例如我看过有学者觉得苏联和美国战略竞争放缓，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我也看过有人觉得苏联和美国战略竞争加剧，是苏联失败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苏联在 1975 年之前，重工业政策其实挺成功的，但当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然后科技和产业没有突破之后，重工业政策就遇到了瓶颈。以钢厂为例子，1975 年之后，60%～70% 的 Capex 增量，只带来了 10% 的就业增长和 10% 的产量增长。而在之前的时代里，60%～70% 的 Capex 就可以带来 60%～70% 的产量增加。
所以原因何在，第一个解释是技术进步更难了，因为当你追赶到一定程度，然后自己又没有技术突破的时候，你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很正常。
第二个解释是既得利益者无法被取代，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没有了斯大林的威望，那么勃列日涅夫连赫鲁晓夫的威望都没有。在之前的文章里解释过，继承一个强势领袖之后，你可以选择的路径只有 double down 和赎买两条，而赎买了两次之后，苏联在 1975 年之后，大量的 capex 都变成了老旧工厂的改造，这是非常低效的事情。但没办法，不然你怎么赎买他们。
第三个是产业政策的失误，在距离首都莫斯科更近的资源枯竭之后，西伯利亚的开发走上了日程，但这些地方的开发难度更大，效率也更低，苏联的工艺创新并不差，但比起改造，创新带来的新产业更重要，而苏联在这方面失误了。
所以当我们把中美这两个小剖面放在一起，其实你会发现就像之前说过的，我们这个年代的核心，是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而且这两个东西是彼此勾稽的。技术进步带来军事优势，军事优势改变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改变刺激胜负双方都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
所以我并不意外美国对于国防，对于新的技术，中国对于新的技术革命如此热衷，至少在我们今天这两个小剖面里面。
没有技术的优势就没有军事的优势，没有军事的优势，重商主义的飞轮也转不起来，因为重商主义自己实行保护主义，那如果军舰不够给力，别人也可以保护主义。
没有新的产业，老的产业升级只是效率提升，这个事情是有尽头的。而一旦有了新的产业，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就会一起发生。不存在有了新的产业结果没有信贷配合的事情。这是 2019 年一季度我犯下的错误，当时我看问题还是太肤浅，就是什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反复说。
当然这里还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中国的技术扩散能力到底和美国比，是更好还是更差，以及传统重商主义里面没有太多金融市场的成分，而 Trump 不能只看工业产出。这些都可以以后慢慢讨论。
回到最开头说的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当下很多看到的金融现象，或者市场的走势，其实都是中美竞争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子集。包括人行的购金，美国的铜关税反复，包括联储的独立性，包括产业政策的取向。
如果说索罗斯、Druckenmiller，甚至包括达里奥他们，站在 1970～1980 年代的时候，他们抓住了冷战结束带来的机会，通过自己的自由化信仰和债务扩张的假设建立了优秀的投资机构。我觉得首先新的竞争开始，肯定整个金融世界不如冷战结束那么友好，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身体的健康能活过这次竞争。其次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机会。
就像前文说的：用 AI 技术，帮助我们研究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通过类似股票，大宗商品，或者东南亚市场这样的工具，去投资地缘政治和技术进步，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刺激也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始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