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层有一篇文章，我一直觉得很经典，揭示了美国精英层对贸易战的想法的思想根源。
该文叫做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Workers」（如何让贸易有利于美国劳动者），这篇文章发表于 2020 年 6 月，发布在 《外交事务》 杂志上，在网上也有。
The Cas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rade
这篇文章的内容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作者是著名的罗伯特·莱特希泽。
国内的人应该对他的名字不陌生，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 2017 年 5 月～2021 年 1 月期间的贸易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代表），主导和中国打贸易战，所以当时在中国的新闻中也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
而且他还在美国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政府 （1983 年 4 月～1985 年 8 月）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
他在里根政府任职期间，处理了二十多项贸易协议，并因和日本在钢铁和汽车业的贸易战而成名，此战使得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国出口，汽车企业被迫在美国设厂，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洛杉矶时报》 的一篇报道说：
then a top negotiator under President Reagan，earned the nickname「missile man」after he took one of Japan』s written offers，folded it into a paper airplane and flung it at the opposing side.
莱特希泽在和日本谈判时获得了导弹人的称号，因为他曾经拿起日方的一份书面提议，将其折成纸飞机并扔向对方。
老实说，我看到这一段，真的感觉到美国人对日本非常不尊重。
我觉得他写的这篇文章把美国打贸易战的原因讲得挺清楚的。
特朗普之所以用他，我想并不只是他具有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也在于认同他的理念和道路。
文章的副标题是 Charting a Path Between Protectionism and Globalism，找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化 （自由贸易）中间的一条路。
这篇文章讲了几个观点：
对于对外贸易的目标，认为以前美国太过于重视两个方面，其一是把贸易当作实现永久和平的手段。比如美国向德国和日本开放进口市场，这使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快速恢复，帮助这两个国家重建，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
再比如，欧洲从 1951 年开始建立煤炭和钢铁共同体，拆除欧洲内部贸易壁垒，这有利于欧洲战后安全，让欧洲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减少战争风险。
对此，莱特希泽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9 世纪美国南北方的经济联系并没有阻止内战的爆发。
而一战之前，全球出口占 GDP 的比例达到峰值，接近 14%，这个数字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打破，但这么强的国际贸易联系并没有阻止一战的爆发。
接着，他又举了三个例子：
德国在 19 世纪末崛起成为出口大国，反而不利于盟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德国作战；
日本通过贸易，高度依赖美国的原材料，结果这反而导致其因禁运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这本应让中国成为国际模范公民，结果却导致中国实力增强，有能力发展军事能力，还扩大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存在。
然后，莱特希泽又认为，贸易摩擦未必会破坏国家联盟和外交关系：
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和法国、西德发生家禽关税冲突，也就是所谓的 「鸡肉战争」；
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的 「尼克松冲击」；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
但这些摩擦并没有破坏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安全联盟关系。因此，打贸易战又管控风险是可能的。
同时，莱特希泽又举了印度和中国的例子，觉得对印度和中国让步太多。
比如印度在 1948 年加入 WTO 的前身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对印度近三分之一的产业关税没有设定上限 （应该是印度可以随意设定进口关税），当时认为这样可以把印度带入美国的阵营，但印度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度经济规模增大了）这就让美国累积起来的让步越来越多了，有时还给美国制造麻烦。
另外就是中国，莱特希泽认为，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结果中国却对出口产品搞补贴，同时还要求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转移技术。
同时，他还认为，当代美国的关税太低，说二战前各国之间的关税一直很高。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 （征收的关税占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很少低于 20%。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罗斯福总统和 「新政」 开启了一个关税相对自由化的时期，这一比率也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几。
而当代，即使在加征关税之后，美国 2019 年的加权平均关税也只有 2.85%。这一数据略高于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的 1.5%，但仍低于欧盟的同比数据 （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 3.0% 的加权平均税率）。
其二是过于追求自由贸易的效率。自由贸易主义者首先认定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然后主张社会应随之调整，但很少有人提出，应当首先调整贸易规则以帮助社会承受冲击。
美国的精英们把自由贸易当成了一种信仰，发现把美国的产品外包给全球其他国家制造效率会更高。
而且他们发现，把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国外，不会招致美国社会的批评。例如，已故的通用电气 CEO 杰克·韦尔奇曾态度强硬地要求他的供应商把工厂转移到国外以降低成本，并威胁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停止采购。
在这种风潮下，「供应链转移 （到国外）」 成为了当时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他们还到处兜售该业务。
莱特希泽强烈批评了过于追求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效率带来的弊端：由于大量美国企业把工厂外迁，好处是总体效率提升了、赚钱更多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利润大幅增加，CEO 们赚到了不少钱，拥有这些公司股票的美国中产们也受益颇丰。同时，廉价商品的进口增加了美国市场老百姓买得起的商品种类。
但制造业外包，而不是在美国制造，其负面影响是在 2000 年～2016 年期间，美国流失了 500 万个制造业岗位！
这使得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停滞了，尤其是在美国曾经繁荣过的地区，整个社会受到了影响。
美国两个经济学家 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 发现，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中年白人受制造业外迁的影响最大。
在这个群体中，1999～2013 年，肝硬化死亡人数增加了 50%，自杀人数增加了 78%，药物过量和酒精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323%。
2014～2017 年这三年，经济变迁、工作岗位消失带来的死亡人数增加，竟然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 1918 年流感爆发以来出现了首次下降。
莱特希泽说，虽然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工厂自动化水平提高，外汇汇率变化，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等。但总的来说，把美国这种高收入地区的工作转移到国外的低收入地区，直接摧毁了包括美国铁锈地带在内的多个地区。
这样的后果对于美国是非常严重的。和 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民失去土地还能进城当工人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失去了工作的美国工人，要么无法重新找到工作，要么最终只能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类工作。
莱特希泽还指责说，克林顿政府 2000 年宣布的延长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劳工破坏最大的贸易政策。
另外，莱特希泽认为，美国的数字科技公司新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苹果，facebook，谷歌和 netflix 公司总共才雇佣了 30 多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到通用汽车在 20 世纪 60 年代雇佣人数的一半。
而且，很重要的是，即使美国失去工作的工人们重新找到了服务类工作，但像数据录入、呼叫中心这类工作，也很容易被外包到国外。
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靠制造业来提供足够的岗位。
不只是制造业工作岗位在美国本土消失，这种制造业外迁还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赤字，莱特希泽认为，长期持续的贸易赤字存在弊端。
他说，很多人喜欢这样一个说法：「我和理发师之间存在贸易赤字，但我俩都从中获得了好处，所以贸易赤字是良性的」，但他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单纯和理发师存在贸易赤字还好，但如果还对屠夫、厨师以及每个和我进行贸易的人都存在贸易赤字，那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长期的贸易赤字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弥补，无法长期持续，也就是说，美国每年必须向外国出售美国资产，这样才能让通过贸易逆差流出去的资本回流。
另外，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发生的事情也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发现自己过度依赖外国制造的关键医疗设备、个人防护用品和药品，美国的两大盟友德国和韩国，甚至也考虑到本国疫情需要，由此禁止了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
而且，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使得在疫情造成的危机蔓延到美国之前，许多美国公司就感受到了中国供应链停摆的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莱特希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精彩，他阐述了就业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正确的贸易政策应该能够使大多数美国公民，包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公民通过稳定和高收入的工作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
一份工作不仅是收入分配和确保生产的手段，个人还能从有意义的工作中获得个人尊严。
工作在一个有序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公民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体面的收入，会让公民产生被需要的感觉，他们会感受到自己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会带来自我价值的获得感，
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可以帮助社会个体形成良好个人习惯，防止形成不良习惯，使个体成为贤惠的妻子、踏实的丈夫、和蔼的父母、友善的邻居和守法的公民。
相反，没有稳定和收入优厚的工作会造成个人尊严的丧失，这个损失不是能通过进口低价商品的消费或增加社会福利就能弥补的。
最后，该文谈到了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称其为模范协定。
他认为，该协定签署之前的主要问题是，墨西哥的工资比美国低太多，因此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之前，北美新建的 11 座汽车工厂有 9 座在墨西哥，然而这些工厂生产的汽车有 80% 销往美国。
同时，文章认为墨西哥吸引了太多美国的汽车制造业，这使得 1994 年以来，美国失去了 35 万个就业机会，而墨西哥获得了 43 万个。
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汽车价值的 62.5% 必须是北美制造的部件，但纳入计算范围的部件清单多年没有更新，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不少新的部件出现了，比如仪表盘的电子和导航系统等。
而这些价值很高的部件都没有纳入计算范围，因此，占据汽车价值一半以上的部件实际上都不在北美生产，但汽车仍被视为北美制造而免征关税。
因此新的协定：
1. 要求墨西哥成立独立的劳工法院，同时要加强工会的运作，提高墨西哥企业的运行成本。
2. 提高北美生产的汽车部件价值占比到 75%，并且更新了部件计算清单，对高价值部件、钢、铝的占比都提出了单独的要求。
3. 要求小汽车价值的 40% 和轻型卡车价值的 45% 必须由时薪至少为 16 美元的工人制造，而墨西哥的时薪仅有 3 美元，因此实际上是要求在美国制造。莱特希泽预计，这将为美国新增 8 万个就业岗位。
最后又说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无非就是提高对中国的关税，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的产品，要求中国不要搞技术转让和补贴之类。
同时还说，世贸组织也要改革，这个显然是想让世贸组织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
我说下我的看法，看完此文，我更觉得我的感受是：
1. 美国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 CEO 们过度追求全球贸易的效率，推动美国制造业外迁，造成美国本土工作岗位流失。
这是典型的美国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尽管文中指责说，制造业外迁到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多少岗位，但这个行为是美国自己发起的，又不是中国派几个航母战斗群强迫美国这样做的。
中国当年牺牲了自己的环境，用低廉的劳工价格和长时间的劳动为美国公司制造了廉价的产品，让美国公司赚到了更多的钱。
我帮助你赚到了更多的钱，不能因为你美国内部分配出了问题，就反过来指责是中国抢了你的工作岗位，这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中国通过制造业外迁赚到了一点点加工费，通过换一架波音飞机、买美国的芯片和电子产品、到美国留学的形式又回到了美国。
当然，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制造业，不能随便外迁，一旦出去就很难再回来。
我们在国家层面对于各个行业的制造业外迁要控制其节奏和规模，减少对国内就业的冲击。
正如莱特希泽所说，一份体面的工作关系到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实现，也能让个人成为更好的配偶、父母、邻居和守法公民。
一个地区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会直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社会结构。
而且我觉得，还要加上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军事和科技能力。
2. 美国精英层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可以是胡萝卜，也可以是大棒。
他们认为，既然以前美国开放市场可以让你繁荣，那现在你也得给我让渡好处。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既可以像胡萝卜一样，让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通过大量对美国出口实现经济恢复，也可以让中国大量进口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反过来，美国也可以把对外贸易当作大棒，用来惩罚教训他们认为让自己吃亏的国家，或者用来遏制压制他国的发展。
并且美国还认为，他们对盟友也可以这样做，反正历史上的事情证明，即使和盟友搞贸易摩擦，安全联盟的关系还是牢固。
3. 此文没有提到美国社会的内部顽疾，我觉得这可以和本土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并列为美国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很多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一大动机，除了本文提到的贸易赤字、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之外。还有美国政府财政出现问题，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
而在美国政府的支出里，军费支出、医疗费用支出占了极大比例，可以说，美国内部的军工利益集团和医疗利益集团已经成了膨胀的毒瘤，正在吞噬美国国民的财富，这是本文没有提及的。
下图是 USFacts 网站贴出的美国联邦政府 2024 财年 （2023 年 10 月 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财政收入和支出。
收入 4.9 万亿美元，而总支出大约 6.8 万亿美元，显然处于财政赤字状态。
在总支出里，国防支出 1.3 万亿美元，医保支出 8740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个 economy&standard of living 支出 6950 亿美元，这实际上主要也是医疗相关的支出，是联邦政府给各州的医疗补助 （比如给低收入群体）、医保退税以及小部分健康研究经费等。
军工+医疗的相关支出就超过 2.8 万亿美元，占比超 40%，再加上还债，这就是超过一半的支出了。
责任支出 （主要是还债利息 8780 亿美元，还有小部分联邦政府雇员养老金支出）9730 亿美元。
另外还有社会安全保障支出 （主要是养老金有 1.3 万亿美元）1.5 万亿美元。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钱都进了医疗 （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和军工大企业集团的口袋，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于是债越借越多，债务利息一年都要还八千七百多亿美元了。
我们都知道，向自己动刀子、搞改革最难，而向外动刀子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高很多，在美国更容易形成共识。
所以，特朗普政府不管是第一任期，还是现在的第二任期，都在试图以贸易为武器，一边对各国征收关税，一边试图吸引各国各地区制造业投资美国，比如逼迫台积电，三星等在美国设厂。
我始终觉得，大国最大的问题都在内部，大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内部，美国光靠对外部打贸易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也是类似的，中国要持续发展，也要持续不断进行内部改革。
比如要坚决把足够的制造业岗位留在中国本土，不能流失太多；比如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一直说，要在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扩大低密度社区、别墅社区的比例；比如今年首次在国家层面推出的育儿补贴，以及幼儿园开始逐渐免费，不断刺激生育，这就是对中国有长期利好的政策。
再比如最近在网上引发火爆讨论的社保问题，未来也需要持续改革，缩小不同人群间，尤其是城乡老人养老金的差距等。
总之，中美两国，谁能敢于自我改革更多，谁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 （ID：ningnanshan2017），作者：宁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