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正在悄悄 「偷走」 你的智商。
最近，一项长达 10 年的科学研究表明：熬夜不仅伤身，还伤脑。
许多自诩在夜间 「灵感爆棚」 的人们，可能还没意识到：一次次熬夜，正在将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点 「折现」。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依托 「生命线队列研究」（Lifelines Cohort Study），对两万多名 40 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
论文地址：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7458072500113X
在研究中，他们让参与者在调研开始和十年后，各自完成一次智力的 「灵活度」 测试 （评估思维流畅性和执行能力等关键认知能力指标），结果发现：
睡得越晚，认知分数掉得越快；
而且，学历越高，认知分数掉得也越快。
高学历人群，更容易成为 「晚睡受害者」，而中低学历人群，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不如前者显著。
覆盖 2 万多人、横跨 10 年的调研
研究人员通过 「生命线队列研究」（Lifelines Cohort Study）来分析数据。
Lifelines 覆盖三代同堂人群，聚焦荷兰北部 167，729 人的健康与相关行为，它综合了生物医学、社会人口学、行为、体格与心理等因素，特别关注多病共存与复杂遗传。
在排除了痴呆等一些不适合人群之外，研究人员将调研样本最终确定为 23，798 人 （见下图）。
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跟踪调研，并在调研之初，以及十年后，为他们各自做了一次大脑 「灵活度」 测试，结果发现：
越偏夜型、越晚睡，分数掉得越多，高学历人群尤为明显。
通过进一步拆解，研究人员又发现，晚睡，通常伴随着睡眠质量下降和抽烟，这两项因素综合起来，解释了很大一部分认知下降的原因。
相对来说，喝酒、运动缺乏等带来的影响较小。
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样本总体以及教育分层的特征：
学历：低学历组整体更年长 （中位数≈50.7 岁）且女性比例更高
认知水平：认知水平 （RFFT）基线随学历递增 （73.4/82.0/90.3 分）
饮酒：高学历更多为轻度饮酒 （80.4%），重度饮酒更少 （5.3%）；低学历禁酒与重度饮酒比例都更高 （23.4% 与 8.9%）
吸烟：呈明显社会梯度，低学历当前吸烟最多 （18.4%），高学历从不吸烟最多 （49.6%）
睡眠质量 （PSQI）：三组中位数相同 （3.4），但高学历组 IQR 更低 （1.7–4.3），提示睡眠质量略好
表 2 中显示了变量相关性。该研究证实，长期晚睡，会让认知更容易下降。
睡眠质量与健康行为
研究人员基于教育分层，进行了相关的中介分析 （见下图）。仅在高教育组中，观察到显著的总效应 （路径 C）与间接效应 （路径 C』）。
睡眠质量、饮酒、体力活动与吸烟的中介路径示意
路径 A：（时型→中介）
睡眠中点每晚 1 小时，可能会出现一连串伴随影响：
PSQI 增加 0.45 分，提示睡眠质量更差；
与戒酒者相比，成为轻度饮酒者的几率增加 1.43 倍，重度饮酒者的几率增加 2.34 倍；
每周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减少 0.57 小时；
与从不吸烟者相比，成为既往吸烟者的几率增加 1.21 倍，成为当前吸烟者增加 2.08 倍。晚型作息常伴更差的睡与更多吸烟。
路径 B：（中介→认知变化）
PSQI 每增加 1 分 （睡眠更差），可能会出现一连串伴随影响：
10 年认知分下降 0.24 分；
与戒酒者相比，轻度饮酒与认知提高 1.42 分相关；
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当前吸烟与认知下降 2.21 分相关；
重度饮酒、体力活动与既往吸烟与认知变化均无关联。
路径 C/C』：总效应与直接效应
作息每推迟 1 小时，可能会出现一连串伴随影响：
10 年认知分下降 0.80 分 （路径 C）；
调整饮酒、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与吸烟后，间接效应仍显著，10 年认知分下降 0.59 分 （路径 C』）；
所有中介的合并间接效应显著。
四个中介合计解释了约 25.7% 的关联，其中睡眠质量约占 13.5%、当前吸烟约占 18.6%（两者有重叠）。
研究人员认为，在高学历者里，晚型作息与认知下滑有关，部分通过睡不好与继续吸烟这两条通道发生；而运动与酒精不是主要路径，但并不据此鼓励饮酒。
「时型」 差异与 「认知下降」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还重点考察了时型差异与认知下降的纵向关联。
所谓时型，就是生物钟的差异，比如 「百灵鸟/夜猫子」，它反映个体在活动与睡眠时间上的偏好。
在青春期，时型通常从早转晚，到了中年又趋于提前。
数据显示：中年人群，约 7.1% 为 （极端）早时型，19.9% 为 （极端）晚时型。
此外，由于上班、社交和育儿等 「社会时表」，个人作息未必与自身时型一致，容易产生 「社会时差」。
早时型者白天较早时段最清醒，但可能因晚间社交导致睡时变短、质量变差。
同样，对于晚时型者，若严格按早时型安排生活，也通常难按常规时间入睡，早起去上班也更吃力。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假设存在 U 形关系：极端早/晚时型较中间时型，会出现更大认知下降。
在对时型这一单变量进行分析时，研究人员发现时型每推迟 1 小时，10 年 RFFT 下降 0.75 分。
在年龄、性别多变量分析中，发现每推迟 1 小时，10 年 RFFT 下降 0.36 分。
在分组敏感性分析 （早/中/晚）中，同样提示晚时型与认知下降相关。
既有研究中，对 「时型—认知下降」 的证据并不一致。
研究人员推测，未见早时型的不利效应，可能与极端早时型比例很小有关。
另外，时型本身是否独立影响认知，还是说社会时差才是关键，仍待厘清。当社会时差存在时，关联可能部分由后者驱动。
低/中教育者或更易从事与自身时型匹配的灵活工时岗位 （如清晨施工、白天客服、夜间酒吧）。
高教育者更常为 「朝九晚五」（如高管、经理、教师），更难匹配。
这或许也是分层差异的一个原因。
研究人员认为，在未来研究中，需要优化社会时差测量，将其作为协变量纳入，以更准确估计独立于社会时差的 「时型—认知下降」 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差异的影响：
低/中教育组更多人未完成随访 RFFT，且这些人基线认知更低，或因认知困难而退出，导致观测到的总体下降被低估。
从中介分析来看，晚时型与睡眠质量差和当前吸烟相关，而这两者与认知下降有关。
吸烟方面，晚时型者更易吸烟，或部分因尼古丁的短期 「提神」 效应来应对社会时差，以及更高的压力水平。而长期吸烟与脑白质退变和加速脑老化相关。
既往也有研究提示，吸烟可中介时型与心理健康、抑郁的关系。
在高教育组，时型每推迟 1 小时，10 年 RFFT 下降 0.80 分；若最极端晚时型与最早时型相差约 9 小时，理论上差异可达 7.2 分，对应小到中等标准化效应量 （effect size）约 0.36。
鉴于约四分之一的效应由睡眠与健康行为中介，这提示我们，干预策略应同时关注减少社会时差 （如更灵活的作息/工时）与生活方式改善 （如戒烟）。
在中老年高教育人群中，较晚时型与更明显的认知下降相关。其中约 13.2% 和 16.8% 的关联分别由睡眠质量差与当前吸烟所中介。
这提示我们需要推进戒烟等干预，并为高教育人群推动更灵活的工作制度，以减轻与时型不匹配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资料：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7458072500113X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智元，作者：A.N.Wenzler（Ana Neeltje Wenzler），编辑：元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