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
从小到大，我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但我也有短板和软肋。
我精于语法、逻辑和数据，但却对所有带情节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我从来不会写记叙文，如果考试要求我写记叙文，我就会挂掉。四大文学体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诗歌和散文我倒能读，但小说和戏剧我几乎不涉猎——我对情节的记忆能力太差了，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时至今日，我对所有小说情节的认知基本都来自于二创——电视剧、连环画、书上的故事梗概或者是 B 站 Up 主的解说。
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学离我很远，我也从来不以 「文艺青年」 自居，大学学的也是经济，后来却误打误撞进了媒体圈。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以文字表达为生的人，最主要的无非两类，一类是媒体人，另一类是作家。相较而言，媒体人似乎观照现实更多，而作家更加天马行空。
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我开始了在财新的实习，在这之后一年半的实习和工作中，我做过公共政策和环境科技的报道，也跑过一些突发。
记者本质上写的也是 「故事」，只不过是非虚构的、需要有来源和出处的 「故事」。我在记录故事和讲故事这件事上实在没有什么天分，自然也就不是当记者的料。此后我职业生涯的真正转折，就要到以 「元淦恭」 的笔名进入智谷趋势，在智谷趋势，我写的东西算是分析和评论，而不再是基于采访的 「故事」，从而最大发挥了我在逻辑和知识结构上的长处，那是后话。
在财新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除了认知到自己并不适合做记者以外，也对财新的 「零度写作」 有了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之后的工作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当时，许多媒体的稿件，比较多呈现记者的个性化表达，但财新不是，它是高度 「编辑中心主义」 的媒体。在财新，一篇稿子但凡过了编辑的手，记者表达中的个性和棱角就往往磨去不少。财新长期奉行的是不加修饰，不加修辞，不加态度的 「零度写作」，许多人觉得财新的稿件读起来干瘪甚至难读，不像 「南方系」 的稿子那么 「润」，不管谁写的稿子，一上版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业务，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虽然大家的杂志稿都很零度，但已经有了财新网这个新阵地，可以让记者把更有个人色彩的采写手记到发到财新博客上。我们也可透过博客上的文字，看到每个记者更细腻的情感断面。
我入行晚，2011 年才开始在财新实习。那还是市场化媒体 「百花齐放」 的年代，财经财新、南周南都、中青北青、经观新京、21 一财……构成一个媒体人的江湖。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一切，已然近黄昏了。
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少数人坚守在一线，比如王和岩。
王和岩不是科班出身，但却是我认识的最坚韧的记者。今年 5 月，我看她写了一篇文章，忆及她 2008 年去呼和浩特采访时任呼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枪杀的案件。
说起来，做调查报道，要实现采访的突破，归根结底无非两点，一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别人出于信任乃至其他任何原因，愿意向记者吐露点什么；二是需要自己的坚强和笃定——自身的信念感，媒体机构乃至后方编辑的支撑感，以及媒体人相互扶助的古道热肠、江湖情义。和岩姐的文章，写的就是这两点。
看罢文章，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在财新的日子。法治或突发报道的采访突破当然精彩，但采访过程本身，往往也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现在有一方天地，能让中国最好的记者讲出当年的故事，着实难得。
彼时的同事里，像和岩姐这样还留在机构媒体的，不算多。有些人下海 「单飞」，做了自媒体；有的人职业转型，去了大厂；还有一些调查记者，换了一种方式参与法治进程，转身做了律师。
刘长在财新和南周都曾是 「稿王」 的存在，现在是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今年 2 月，我看他写了一篇长文，回顾了他的 2024。刑辩律师的时间，是被一个又一个案子分割和占据的，每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时空，在每一个案子之间的转场，就是一场小型的时空穿梭。刘长回忆自己的十八岁，他曾向往自己的 「此刻」 总在 「天涯」，而经历过又一个十八岁之后，他唯愿自己的 「天涯」，就在 「此刻」。
当年的同事里，还有的选择到这个星球上另外的地方生活，譬如罗洁琪。
罗洁琪 2019 年去德国访学，种种阴错阳差机缘巧合，她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柏林。德国不是英语社会，传统上也不是中国人常见的移民目的地，一个远离丈夫独自生活的二娃母亲，个中况味可谓冷暖自知。我听过洁琪上过的播客节目，但还是被她的文字打动到。
选择离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来到一片 「陌生的土地上，开荒播种，放下前半生的荣辱，在身心上重构自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洁琪做到了，她自己写道——「我接受了，终于在这块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态，是我没有放弃的自由和尊严。」
其实，我多年来和许多老同事联络不多，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文字，仿佛又回到十多年前的星期四，下午 5 点选题会，选题会开完会有一份盒饭——如果不吃盒饭的话，就去温特莱中心一二楼或者附近的餐厅小聚一场。
财新报道的文字往往是 「零度」 的，但我们的心始终炽热。当我十多年后看到这些老同事的文字，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记者和作家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新闻和文学之间，也绝没有一道越不过去的藩篱。
文学不是逃离现实，文学是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现实。我前文提到的几位老同事的回忆文章，都发表在一个文学账号上，它的名字叫 「天使望故乡」。
邱兵和王帅合计，做了 「天使望故乡」，它不只是为一群人构建心灵的故乡，也是在为我们的时代留下注脚。许多人结缘是从新闻开始的，当这些四散天涯的新闻人在另一处聚首，我更懂得文学的分量和力量。
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平权。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场域，众声喧哗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复杂效应，但在文学的领域，这种平权给了更多普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如果一个时代的所有出版物，都是职业作家写的，那就未免太单调。当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我们会看到一个更辽阔的社会切面，后人也会更加懂得我们经历的跌宕和悲喜。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看一点，多记一点，多写一点。文学，未必是曲高和寡的东西，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许，我们和文学的距离，只差一个梦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