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重约 200 克的苹果手机，背后却是一个跨越全球、调动数百家供应商、涉及十几个国家的庞大产业网络。它的芯片来自台积电，屏幕来自韩国，镜头来自日本，最后在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组装，再搭乘飞机飞往你所在的城市。
但这种依赖自由贸易和全球协作的供应链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5 年 5 月 12 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将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前互相暂停部分加征关税。自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的 「对等关税」 起至发稿日，在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关税风波中，苹果的股价也如同过山车一般剧烈波动。
在地缘政治风险仍未完全解除的当下，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回顾苹果的过去，并思考其未来走向。本篇文章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被称为 「供应链大师」 的苹果到底是怎么建立起一整套全球供应链生态体系的。
我们将回顾苹果在上一次关税袭来时的应对策略，梳理苹果是如何借助「果链」的转移完成全球布局的，探讨为何印度和越南短期内难以取代中国的核心地位。
新一轮关税战，会不会彻底改变苹果的全球制造模式？苹果，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场风暴？
一、关税袭来：苹果的应对之策
1. 「美国制造」 的 iPhone：有可能吗？
早在 2011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一次晚餐上，就向乔布斯提出了一个问题：「把iPhone放在美国制造，有可能吗？」
那一年，苹果售出了近 7000 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和5900万件其他苹果产品，而这些产品几乎都产自美国以外。当时，乔布斯的回应是：「不能。」
2012 年时，库克也做过类似尝试：他宣布要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生产一款零售价3000美元的Mac电脑，并且这台电脑会被打上「美国组装」的标签。但后来这项计划严重滞后，据纽约时报报道，原因竟然是苹果找不到足够多的螺丝钉。
当时在德州，苹果只能依赖一家仅有 20 名员工的车间，每天最多只能生产1000颗螺丝钉。螺丝钉的短缺导致这款电脑的销售推迟了好几个月，最终苹果不得不从中国订购。
经历了这场惨痛的教训，也让库克在日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在美国，你可以把模具工程师召集起来开个会，但我不敢保证能把这个房间坐满。而在中国，参加这种会的人可以填满好几个足球场。」
因此，苹果一直没有把宝押在美国生产上，而是半强制性地要求中国供应链厂商出海。直到今天，苹果也谨慎地没有提过将手机生产线全部移到美国国内。科技媒体 404 Media 甚至断言，「美国制造的iPhone几乎是痴人说梦。」
2. 苹果的策略：库克与政府的周旋
2018 年，在特朗普的第一次任期期间，中美贸易开始产生摩擦。此时，高度依赖于中国供应链的苹果立刻感到了危机。从最终的结果看，苹果在第一次贸易战期间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库克在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转移供应链，二是白宫游说。
早在 2016 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大部分的科技公司CEO都选择回避与政府对话，包括时任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和现在在美国政坛十分活跃的Elon Musk。但是库克却不同：哪怕在移民、种族和科技监管等议题上立场分歧明显，他依然频繁出现在白宫。
库克的策略并不复杂，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像和另一位企业家交流一样与特朗普对话。他告诉特朗普：「我们都是在经营一家成功的美国公司，请帮我维持这个成果。」
除了前文提到的奥斯汀工厂以外，苹果也是下了血本，承诺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苹果保证，2018 年在美国国内供应商上的支出将会达到550亿美元，并在五年内创造超过2万份工作。
我们也可以在大量公开资料中看到特朗普对库克和苹果的态度转变。2016 年，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曾经指责苹果将生产和制造都放在中国进行。到了2019年，虽然他仍然坚持苹果应该把工厂搬回美国，但可以听出他对库克本人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
2019 年8月，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时，特意提到了苹果在短期内，会因此受到来自三星的竞争压力，因为三星不需要缴纳关税。
库克的这些努力最终换来了成果。苹果成功将 Apple Watch 和蓝牙耳机等产品移出了2019年的关税清单，避免了直接冲击。虽然白宫坚称没有特殊待遇，但苹果确实比其他科技公司更早获得了豁免。
同一时间，库克也没忽视与中国方面的关系。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雇佣了超过三百万人，几乎一半的供应商工厂都设在中国大陆，如果苹果离开中国，损失的不只是市场，更可能是整个硬件体系。
2019 年，归功于当年58岁的库克，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最终并不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500亿美元关税名单中。而七年之后的今天，对于这次的关税战，库克依然选择了使用同样的策略。
首先是稳住白宫。根据 《华盛顿邮报》，库克与美国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进行了通话，讨论关税对iPhone价格的潜在影响。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四月初宣布对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暂时免征关税和库克的游说有关，但这至少为苹果争取到了一定的缓冲期。
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在各方力量中找到灰色缓冲区，是库克时代苹果的一大特征。相比起果断撤出或者强硬对抗，苹果的方式更像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延续——在大国竞争中继续活着，继续出货。
3. 两次贸易战期间，供应链布局调整
除了稳住白宫，苹果也在做两手准备，积极调整其供应链布局。据 MacMagazine 称，苹果已开始在巴西生产iPhone 16e，这是苹果首次在中国或印度之外的国家启动新机型的生产。此外，苹果还从印度空运了约600吨（约 150 万部）iPhone到美国，以避免潜在的关税影响。
库克也在今年二月宣布将要继续在美国国内投资 5000 亿美元，并在未来几年内在德州的休斯顿再建一个工厂，专注于服务器和人工智能项目。
只是当下，美国政府公开表现出的态度好像是：「美国制造」板上钉钉。
Howard Lutnick（现任美国商务部部长）：
为了制造 iPhone，数百万的人手工在拧那些极小的螺丝，但这些工作转移到美国后，将通过自动化实现。技术工人是美国的传统强项，比如机械师、暖通空调 （HVAC）专家、电工等等，他们将会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的劳动力核心是受过高中教育的美国人，美国将就此迎来就业复兴潮。
4 月3日，特朗普第一次宣布「解放日」关税后，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Ming-Chi Kuo）也发文称，「若苹果不涨价，则整体毛利率估计显著减少约8.5%~9%。」即使4月11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产的苹果产品的关税从145%降至20%，苹果仍面临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从农历新年后集中补货的节奏，也能看出苹果对此前景并不感到轻松。
4 月25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苹果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把大部分卖到美国的iPhone都转移到印度生产。目前，苹果每年在美国市场售出6000万部手机，其中80%都在中国生产。
想预测之后事情的走向，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2018 年前后所发生的故事：当时，全球电子制造业的供应链开始出现所谓的「G2」格局，即各家企业需要准备两条供应链，分别服务于美国和中国。不过在此之前，苹果就已经未雨绸缪，将中国的生产线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了。
直到 iPhone 4 为止，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是由富士康制造和组装的。2011年，库克接任CEO后，选择了调整苹果的制造策略，2012年发布的iPhone 4s是苹果第一个由富士康及和硕同时生产的机型。
2017 年，苹果首次选择将供应链扩张到印度，第一个在印度生产的机型是2016款iPhone SE。当时，苹果并非唯一这么做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科技公司也在这段时间将它们的生产线移至印度和越南。
Viola Zhou（Rest of World 科技记者）：
中国生产流程的每一步都已经打磨好了，并研究出了最优的解决方案。印度只是复制了现有的中国生产流程。
从 2018 年开始，库克开始执行他的「3+3」战略：苹果的各种产品（无论是 iPhone、Apple Watch、还是 Macbook、AirPods）都要求在中国和中国境外各有3家供应商。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供应链的管控，因为只要没有一家能真正做到主导，就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牵制与竞价；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2019 年，富士康首先宣布，其25%的产能位于中国以外，足以满足美国市场对iPhone的需求。立讯、歌尔、蓝思等重要的果链企业，也相继在越南、印度准备产能。
一些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2019 年纬创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老机型；2020年近三成Airpods产能迁入越南；2022年，苹果将iPhone 14的生产和组装也交给了印度的工厂，这是苹果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生产最新的机型。此后一年不到，苹果开始在越南生产MacBook。
苹果原计划在 2019 年将新款Mac Pro的组装迁至中国，但由于加在重要零件上的关税，这一计划受阻。尽管特朗普政府随后宣布对这些零件豁免关税，苹果最终还是决定将这台电脑的最终组装留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工厂。这一决定不仅避免了关税，还展示了苹果「美国制造」的承诺。
虽然苹果股价一度在特朗普宣布电子产品关税豁免之后反弹，但当下苹果面前的路比 2019 年更复杂。如今的生产网络，更可能是为美国以外的市场而设，而美国消费者所用的iPhone，可能在经历一次看不见的「大迁徙」。
这场迁徙最终会落在哪儿？是更贵的产品？更少的选择？还是更长的等待时间？关税的博弈，不只是发生在会议室里，也更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里。
Dan Krassenstein（Procon Pacific 全球供应链总监、「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中美这场贸易战中的输家是谁？是两国中最脆弱的群体。
在中国，是那些与这场战争无关、只是在工厂辛勤工作的工人。他们每周工作 40 到 60 小时，只为挣点钱寄回老家，养家糊口。
美国情况也一样。由于贸易战导致商品成本上升，美国过去二十年一直依赖的中国低价供应链受到影响，在没有同样低价的替代供应来源到来之前，沃尔玛、好市多等超市中，原本价格低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会开始涨价。那些收入有限、无法承担高价商品的蓝领工人不得不在 「买婴儿车」 还是 「买炒锅」 之间做选择，因为这两样产品的价格可能都涨了一倍，他们也是这场贸易战的受害者。
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工厂与工人的？接下来我们将拆解剖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二、「果链」 长什么样？
过去，在所有苹果产品上能看得见的地方，都刻着这样一句话：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这句话就是全球供应链的缩影：在当时，硅谷提供了最尖端的电子产品设计，而这些设计真正的落地，却是在深圳、郑州等城市的工厂里，由工人一个个零件手工组装而成的。
Ker Gibbs（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苹果在库比蒂诺设计 iPhone，生产制造环节则遍布全球，但苹果甚至并不拥有自己的供应链，以中国为例，苹果最大的代工厂是富士康，此外还有其他按照苹果规格进行生产的公司。但除了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供应商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供应商，负责提供从低附加值的零件到为苹果专门定制的零件，包括螺丝、屏幕、外壳，甚至芯片等等。
而苹果对供应链本身也倾注了许多心血。当乔布斯掌权苹果的时候，就以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为人所知，这当然也包括供应链。
Ker Gibbs（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乔布斯以想要掌控产品的每一个细节而闻名，他希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仅是在软硬件整合方面，更是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但苹果的供应链变成如今的结构，大部分还是现任 CEO 库克的功劳。库克于1998年加入苹果，2007年担任COO，当时他主导的工作就是苹果供应链的构建。
库克从 2004 年开始帮助苹果转向海外制造，一个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也成为了苹果商业帝国的基石。而在「果链」中，中国企业是重中之重，苹果全球 200 家主要供应商中，超过80%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涵盖从原材料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iPhone 中最关键的零部件，大多来自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地区。
比如 AirPods 全球最大的代工商，也是iPhone重要的供应商立讯精密；苹果玻璃盖板的主要供应商蓝思科技；生产AirPods麦克风、iPhone扬声器的歌尔股份；给iPhone摄像头生产光学器件的水晶光电；iPhone电池的重要供应商欣旺达等等。
为了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库克做了三件事：精简供应商、推行零库存理念、进行战略投资。
Apple Insider 在2012年报道，库克刚加入苹果后，就将供应商数量从100多家减少到24家，导致各家供应商需要为苹果的业务相互竞争。
为了减少没有用的库存，库克在刚任职的时候就将仓库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他还推行了一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精湛的供应链模式——Just-In-Time。该模式的逻辑是「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需要的产品」，有着一系列精准的流程设计和实时响应机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库存、最高的周转率来分工协作，生产出最低成本的产品。
苹果凭借这样高效调配生产资源的供应链模式，获得了很高的利润率。通过这样的策略，库克在 2012 年把库存周转天数降至5天，远低于当时戴尔的10天和三星的21天。
Ker Gibbs（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库克的领导可以看作是苹果公司自身发展演变的一部分，他也将公司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如今，苹果虽然高度依赖不同的第三方制造商，但依然能对这些供应商保持很强的控制力，所有的生产会严格按照苹果的规格和指示进行。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苹果能决定哪些工厂、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生产哪些产品，这就意味着主动权都在苹果手上。因此，苹果在越南、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所部署的制造基地都各有分工，每个基地都对特定产品做了优化，不同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也各不相同。
三、过去十年，果链转移的全球之旅
早在第一次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已经呈现出了显著增长的趋势，像苹果一样的跨国企业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持续性。
所以从 2017 年开始，苹果开始强调「中国+1」策略，将位于中国的生产及供应链有意识地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分散风险。苹果现在的「+1」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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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目前已承担全球超过 15% 的iPhone生产任务，2024财年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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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AirPods和Apple Watch的重要制造基地，已有35家苹果供应商在此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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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接近美国市场，有望成为 Mac、iPad组装的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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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主要承担零部件组装与中游制造，在逐步承接中国转移出的中低端产能。
印度和越南是转移的主力。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等果链核心供应商纷纷在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区扎堆建厂，试图复制中国「果链」。
苹果按照前文提到的「3+3」的布局，必须将供应链中一定比例的订单转移到海外，其中简单的策略就是：谁在海外有厂，订单就给谁。
比如富士康就是转移比较快的公司：2021 年，富士康在越南北江省投资2.7亿美元建设工厂，生产iPad和Macbook，并在2023年扩建该工厂。2024年6月，富士康斥资3.8亿美元在北宁省建设工厂，专门为苹果设备生产高精密主板，此后一个月内又在越南北部广宁投资5.51亿建设产线，生产Apple Watch和AirPods组件。
尽管苹果产业链转移了这么多年，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还是没有谁能替代中国工厂对苹果的贡献。下文就将逐个分析：这些国家，真的能复制中国模式吗？
1. 印度接盘：效率、质量与政策三座大山
表面上看，印度吸引「果链」公司有清晰的核心逻辑：有14亿的人口，且平均年龄在26~28岁，足够年轻；工人的平均月薪仅1000元人民币，劳动力成本足够低；而且莫迪政府还宣布了27亿美元的电子制造业补贴：印度制造。
苹果为此不仅推动富士康和塔塔（Tata Electronics）在当地扩产，还在班加罗尔建立了苹果在印度的公司总部，新开了直营Apple Store，希望借「在地生产」换取「在地市场」。
然而，现实远比纸面复杂。印度工厂所面临的第一道挑战是苹果生产线的重中之重：质量把控。
NPI（新品导入流程，New Product Introduction）是苹果供应链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从工程样机打磨、测试验证，到量产投产之间的「桥梁」。
Viola Zhou（Rest of World 科技记者）：
一个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其制造流程的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研究过程。过去一直是富士康、立讯等中国代工厂的工程师，在不断研究、优化 iPhone 的生产流程。
Viola Zhou 作为科技媒体Rest of World的记者，曾经和团队前往富士康位于印度的工厂现场进行报道。她告诉硅谷101，面对疫情期间中国工厂转运的影响，以及媒体对代工厂内劳工问题的关注，苹果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当时，苹果告诉供应商，需要它们在印度做和中国一样的事情，尽管产量可能会小一点，但还是要尽可能把新产品研究和相应的 NPI 流程搬到印度，目标是在未来推出新产品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工厂可以一起发货。
这段时间，为了把控印度生产的 iPhone 质量，富士康派遣大量中国管理人员入驻印度。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工厂的iPhone整机良品率，也还是长期徘徊在85%~88%之间，远低于中国郑州富士康98%的「黄金标准」。
看似不大的比例差距，在产能提高后，造成的损失将变得很大。比如每生产 1000 万部iPhone，印度工厂就有120万部不合格，而中国工厂仅有20万部。
2023 年，塔塔集团为苹果生产的外壳良率仅50%，意味着每两个组件就有一个不合格。2024年，印度组装的iPhone 15因大肠杆菌超标和工艺缺陷，在欧洲和中国市场遭遇大规模退货，迫使苹果降价20%清仓。
前文提到，苹果计划在 2026 年底之前实现大部分卖到美国市场的iPhone都由印度供应。该计划也意味着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印度的产能需要提高一倍。在我们撰稿时，印度目前遭遇了美国26%的对等关税，不过获得了暂时性豁免，双方正处于关税谈判中。
即使这样，该计划能否真正落地还有待商榷。按照富士康的披露，它计划在 2025-26 财年，将印度本地产能提升到2500万~3000万台。但作为龙头企业的富士康，能否和其他厂商们一起完成6000万台的目标，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第二点与质量息息相关的是工作效率。印度的制造业发展毕竟为时尚早，工人并不习惯工厂的工作模式。
在印度金奈的富士康工厂，人均工作效率仅为中国的 50%~60%。组装一部iPhone通常需要2~3名印度工人，才能达到1名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此外，印度劳动法也强制规定，工人每天工作最多8小时，上午需安排特定的进餐时间，且上午和下午每两小时需要休息一次。以及印度频繁的宗教节日也经常导致停工。并且印度仍然存在高低种姓之分，高种姓和低种姓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这种制度性隔阂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阶级矛盾。
Viola Zhou（Rest of World 科技记者）：
人们或许以为印度工人的效率低下是工人动作缓慢导致的，但实际情况却更复杂。根据我与当地工人的交流，他们的效率瓶颈并不只是因为个人问题，比如一个工人打螺丝慢了一拍，而是每一个环节都慢了一点点，整个生产流程的衔接远不如中国工厂这般严丝合缝。比如在中国只需要换一次班，而印度则需要换两次，每次换班都会浪费好几分钟。再加上印度工厂普遍会安排上午茶和下午茶时间，员工也还有定期休息的时间，这些都对苹果 iPhone 的生产速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一点是，印度政府朝令夕改，导致企业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策略。
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每个品牌在印度都遭遇过不公平待遇：三星、小米、谷歌等等公司，在印度都被政策罚款过。尽管莫迪承诺退还 25% 的设备投资、提供免税工业用地，但企业很快发现这是幻象：联邦与各邦层层加征的地方税、随时变更的劳工法案、以及针对外企的突击罚款，都让外企们如履薄冰。在印度，「政策红利」往往伴随着难以预见的合规风险。
此外，由于印度人口众多、面积庞大，导致每个地区的习惯和风俗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支持建设工厂和国际运输，但有的地方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Dan Krassenstein（Procon Pacific 全球供应链总监、「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以印度为例，我们在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取得了显著进展。当地的阿达尼集团作为一家大型企业，在该邦投入了大量资金，凭借其专业能力成功开发了蒙德拉港。这是一座高效率的世界级港口，现已成为古吉拉特邦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主要通道。
不过，由于印度面积辽阔，而且内部包含了众多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尽管联邦层面有统一的制度安排，但各地区的运作方式却大不相同，因此并非所有邦都像古吉拉特邦一样高效。
2. 越南幻象：中国溢出的 「影子工厂」
除了印度以外，越南近年来在生产制造能力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越南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
越南现有人口约 9000 万，其中年轻人占比较大，工厂用工以女性为主，这些因素使得其在劳动力供应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虽然印度是苹果第一个尝试在中国以外生产 iPhone 的国家，但现在越南却成为了果链转移到东南亚的首选。
施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中国制造业往越南的转移并不是转移，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中国供应链的 「溢出」。2023 年至 2024 年间，我走访了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和中东多个地区。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都表明，目前供应链外迁的都是组装环节，最多伴随一小部分的一级供应商。而二级及以下的供应商，大多还是扎根于中国。这种 「溢出式的结构」 使得企业能绕过关税壁垒。因此对美国而言，必须设法堵住所有漏洞。
所以在四月初的关税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特朗普政府根据贸易逆差来计算关税，美国对越南的关税高达 46%。
但越南要想替代中国大陆还是很困难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 越南工程师的技术还较为薄弱。现在越南都是中国的工程师、设备和工厂直接过去，相当于越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外溢」。干活的都是同一批人，而本地员工还只能做一些执行类和操作类的工作，短期内无法替代技术层面的工作。
2. 越南的很多红利正在消失。2024 年越南的各种劳动力价格、房价，都已有很大幅度的上涨。在当前中国仅转移了一点前台的情况下，河内与胡志明市周边工业用地的租金价格已经超过上海和深圳。这样夸张的涨幅，让当地的要素价格完全承受不住。
3. 文化差异。相比中国工厂常见的高强度、弹性用工模式，越南的劳动力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和福利保障。比如，在硬件制造领域，生产有明显的周期性，高峰期需要迅速扩招，淡季则人员需求下降。在中国，许多工人愿意以短期合同工或临时工形式工作。而在越南，工人往往享有更好的劳动条件，大多数人每天可以回家而非集中住宿，工厂管理也更少采用军事化手段。
3. 巴西制造：关税洼地下的新希望？
苹果供应链还可能去到的目的地是巴西。因为巴西的关税税率比印度更低，只有 10%。
早在 2011 年，富士康就在巴西建厂，用来组装iPad和iPhone。转移至巴西的逻辑跟印度类似，都是国家面积大、平均消费能力不错且人口超过1亿。由于巴西的中国进口关税比较高，为了避免这部分高关税，富士康干脆在当地建了一个组装厂，之前主要是供应巴西的国内市场，大概体量是每年能生产500万台。
如果能够在巴西的基础上扩产，从巴西出口美国，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是距离近，第二是巴西的产能提升应该比印度快，第三就是美国对巴西的关税目前还比较低。
4. 中国制造：仍然无法替代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在短期内难以被取代，我们根据采访与调研，总结出了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制造经验的深度积累。以深圳为代表的制造重镇，几十年来一直承接全球电子产品代工任务。许多工厂有着 20 年、30年甚至40年的专业生产历史，并形成了极高的分工与专精程度。比如某家工厂只做遥控器，另一家则只做电视机背板。这种深度不是简单复制一条生产线就能学会的。
第二，完善而本地化的供应链体系，上下游公司，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成熟的「果链」公司。比如在中国造手机，从镜头、芯片、模组到外壳、电池、包装盒，都可以在同一省份完成。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反观东南亚国家，即便有生产线，也必须大量依赖从中国进口元器件。
Dan Krassenstein（Procon Pacific 全球供应链总监、「Selling to China」 作者与编辑）：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想把工厂从中国迁出，搬到其他国家。」 因为不论搬到哪个国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都应该是：原材料从哪里来？是就近获取，还是仍然要从中国进口？这正是目前许多越南工厂所面临的常见情况：它们使用越南劳动力，提单上显示的也不再是中国了，而是越南出口公司。但它们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比如塑料、零部件、IC 芯片、引擎或者产品模具，这些原材料往往仍然来自中国。
所以哪怕把生产线从中国搬到了越南，实际上只是把供应链拉长了：要先把这些零件从中国出口到越南，再在越南进行组装，最后再出口到美国。整个流程变得更加复杂，但真正的依赖并没有消失。
第三，高素质的劳动力结构。在中国的大城市，拥有本科甚至硕士学历的工人并不罕见，许多人能够胜任一线管理、工程调试、流程改进等复杂环节。这使得当产品出现突发问题时，现场人员可以及时沟通、解决，大大提升了生产稳定性。
第四，文化与工作意愿的差异。由于印度和越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大国，所以它们的工人对高强度的工作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各种因素相加，导致生产效率不如以前。
所以时至今日，这场供应链的大转移并没有能让苹果摆脱地缘政治问题。彭博社 4 月13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苹果目前在印度生产20%的iPhone手机。摩根大通预测，到2025年，越南将承担全球AirPods组装量的65%以及iPad组装量的20%。
四、全球博弈背后，普通人的生活影响
在这场关于 iPhone、关税与供应链的博弈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地缘政治、资本、劳动力之间复杂的牵扯和再平衡。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全球配置资源的持久战；对政府来说，是一场制造「经济主权」的豪赌；而对你我普通人而言，则是一道道需要重新计算的账单，也可能是一份即将丢掉的工作。
也许我们没办法决定下一部 iPhone 产自哪里，也不能左右世界贸易的方向。但在这场不断重构的全球化中，了解供应链的脉络，就是在重新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也是在理解我们手中这部200克的小小设备，为什么会如此轻，却又如此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 101，监制：泓君、陈茜，文稿编辑：泓君、陈茜，撰稿：鲁漪文、刘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