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 「退休」 概念，实际上并非伴随着职业的出现而自然诞生，它的诞生与社会保障制度紧密相连。
古代的人几乎终生劳作，养老责任多由家庭或宗族承担。直到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跃升和现代国家财政能力的建立，公共资金供养老年生活才成为可能，「退休」 这一概念才由此诞生。
几天后，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将迎来它的 90 周年。1935 年 8 月 14 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签署了 《社会保障法》，为人们开启了脱离终生劳作、迈向独立生活的新纪元。
彼时的美国，缺乏有效的退休收入规划工具。大规模的养老金体系和退休储蓄计划尚未出现。人们停止工作后，许多人只能依靠家人扶养，或陷入贫困。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最终被送入由政府运营的救济院——那里提供住所和食物，但前提是老人必须打工回报社会。社会保障倡导者南希·奥尔特曼说：「几乎每个州都有救济院，主要收容老年人。」 她专注研究美国社保历史，著有多部相关著作。
在大萧条最严峻的岁月里，大约一半的美国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此后数十年，社会保障成为改善老年经济状况的关键力量。根据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2023 年，社会保障使 1630 万 6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免于贫困。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当年的老年贫困率将达到 37.3%，现实仅为 10%。
罗斯福总统开启了美国社会保险的新时代，这是一项由政府资助、汇集雇主和工人缴款的全国性项目，旨在保护所有美国人。如今，社会保险涵盖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失业保险。几乎所有美国工人都缴纳社会保障税，并有资格获得相应福利。该计划不仅提供退休金，还包括残疾保障及配偶和父母的死亡保障。
相比之下，退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约半数的私营部门工人参与工作场所退休计划，许多人退休时都储蓄不足。
随着 90 周年的到来，社保体系正面临严峻考验。该计划的退休信托基金目前支持约 6100 万美国人，将于 2033 年耗尽。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老年人的福利将面临大幅削减，可能减少多达 23%。
此外，社保局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问题。特朗普政府裁减了约 7000 名社保局员工，称机构存在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正在推行全面改革，导致客户服务越发吃力。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要让社会保障制度重回正轨，必须厘清公众的误解与现实的真相。以下是关于美国社会保障的六大常见误区，以及它们背后的事实。
误区一：社保资金已经耗尽。
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来自工资税和债券利息。自 2021 年以来，其支出已超过收入，差额部分依赖信托基金中的储备金弥补。预计 2033 年，这些储备金将被耗尽，届时工资税收入预计只能支付大约 77% 的福利开支。这个预测虽然令人担忧，但大多数专家相信，国会不会允许这种大幅削减真正发生。
退休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艾丽西亚·芒内尔表示：「工资税收入部分还是会到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是允许削减 23%，还是由国会注入新资金来维持全部福利，或是寻求一种折中方案？」
事实上，注入一般收入 （general revenue）以保障福利完整性，是两党都曾提出的方案。国家社会保险学院首席执行官丽贝卡·瓦拉斯坦言：「这绝非理想，但确实有人支持这一措施。」
误区二：婴儿潮一代老龄化是主要问题。
人口老龄化确实加速了信托基金的消耗，但这并非唯一的挑战。最大的影响因素之一是技术层面的预测偏差——信托基金受托人进行 75 年期预测时，每年都会调整预测，逐渐增多收入不足的年份，减少盈余年份。
同时，出生率下降减少了新进入体系的劳动人口。收入不平等也在侵蚀社会保障的税基——越来越多工资收入超过缴税上限 （2025 年为 176100 美元），而 1983 年时约 90% 的工资收入需缴纳工资税，如今仅剩 83%。自 1990 年以来，工资税率并未上调。
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社会保障与残疾政策主任凯瑟琳·罗米格指出：「财富流向最富有的人，正在侵蚀社会保障税基。」
在解决方案上，进步派倾向于提高或取消缴税上限，同时提高福利水平；中间派倾向于结合增税和适度削减福利；保守派多主张提高退休年龄，削减较富裕退休者的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民调显示，不论党派、年龄或收入水平，公众普遍支持取消工资税缴款上限，并逐步提高缴款额度。
误区三：社会保障有助于弥补赤字。
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由 《联邦保险缴款法》（FICA）自筹，工资税率为 12.4%，由雇主和雇员平摊。少部分收入来自信托基金利息和福利税。
根据法律规定，社会保障局不能借用联邦政府普通金库的资金，也不能举债，这也是信托基金预计 2033 年资金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误区四：信托基金不过是一堆欠条。
实际上，社保有两个信托基金，分别用于退休和残疾保险。它们如同支票账户，收入流入，福利支出流出。
自 1983 年最后一次重大改革以来，这两个基金积累了大量盈余；到 2024 年，储备金额将达到 2.72 万亿美元。
盈余资金投资于特别发行的美国国债，当支出超过收入时，基金将赎回这些债券以支付福利。
尽管如此，公众信心曾被误导，最著名的例子是乔治·W·布什在 2005 年推动私有化提案时，错误称社保基金不过是一堆欠条。
城市研究所退休政策项目主任理查德·W·约翰逊说：「这些债券与其他联邦债券一样，享有联邦政府的完全信任和信用支持。它们不是虚构的，多年来一直被用来支付福利。」
误区五：必须现在削减福利以保障未来。
1983 年改革将退休年龄逐步从 65 岁提高至 67 岁，导致福利削减 12% 至 14%，对 1960 年以后出生者影响最大。如今，削减福利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支持提高退休年龄的理由通常是 「我们都活得更长了」，但寿命增长的受益人群几乎全部是高收入和高学历者。
约翰逊指出，社会保障的工资增长调整机制将使子孙后代受益。他估计，本世纪前 10 年出生的人群，其终身社会保障金 （经通胀调整）几乎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者的两倍。
但他同时警告，提高退休年龄将伤害低收入退休人员，因为他们无法延长工作年限，且寿命增长有限。
误区六：社保存在大规模浪费和欺诈。
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对社保局进行了人事大调整，导致数千员工离职，雪上加霜。马斯克更错误地称社保局是 「庞氏骗局」。
实际上，社保每年支付超过 1 万亿美元福利，不当支付率不到 1%。
尽管裁员后剩余员工被重新调配以缓解客户服务压力，倡导老年人权益的组织 「老龄正义」 董事总经理特蕾西·格罗尼格仍表示，客户服务依旧捉襟见肘。
她说：「许多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压力巨大，难以满足民众需求。」
社保局称服务有所改善，但已停止公布福利处理时间和电话等待时间等指标，格罗尼格指出，这让外界更难评估实际进展。
1935 年，罗斯福总统在签署 《社会保障法》 时说：「我们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人口免受生活中百分之百的危险和变迁，但我们努力为普通公民及其家庭提供一定保护，使他们免于失业和老年贫困。」
他也坦言，这项法律 「远未完善」。此后，国会多次修订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仍然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
国家社会保险学院首席执行官丽贝卡·瓦拉斯说：「社保制度设计者始终期望它能世代传承并持续强化。回望历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兑现 90 年前承诺的努力做得如何了？」
2025 年 9 月 1 日，中国将启动强制全民社保政策。消息一出，舆论沸腾。有人拍手叫好，视其为社会公平的体现；也有人忧心忡忡，担忧这是财政压力下的 「硬性摊派」。
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为何不具备自我调适能力？
回望历史，制度的僵局往往需要被来自外部的冲击打破——黑死病、工业革命、1929 年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或摧毁旧利益格局，或迫使政府重塑社会契约，代价之惨烈，非人类所能轻易承受。
2000 多年前，中国道家就有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之说。自然法则无视人类苦乐，制度逻辑也不会因为个体的痛苦而停止调整。哪怕你家门口的包子铺倒闭了，老板和员工流离街头，这也只是自然和社会运行的无情常态。
西方思想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霍布斯描述自然状态为 「孤独、贫困、肮脏、残酷且短暂」，熊彼特将资本主义视作 「创造性破坏」，新秩序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旧秩序的坍塌。
人类天生渴望安全感，努力设计所谓 「稳定」 的规则体系，却难逃无常。
问题是，我们的大脑习惯用线性思维预测未来，但要应对非线性、黑天鹅式的冲击，必须接受 「反人性」 的训练。这对庞大的人群来说几乎不可能。
走红一时的 「贝叶斯思维」 强调不断用新信息修正旧认知，是应对无常的有力工具，但它要依赖两个关键前提：信息必须完整且及时，决策者必须愿意调整。
现实中，一旦政治阻力、既得利益和公众情绪介入，贝叶斯的优雅数学，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最终，人类希望用制度对抗无常，却发现自己终究也是无常的产物。贝叶斯原理能帮助不断修正路径，但每一次修正，都会有人掉出 「安全网」。这不是技术失败，而是变化本身的代价。
当下，中美社保改革的争议，正是人类与无常的最新博弈。技术与政策或许能延缓危机，但无法彻底消除风险。
制度进化的代价，终究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受。
再反过来想一下，我们会发现，现代各国社保制度的设计，往往基于一个假设：劳动者拥有稳定的长期雇佣关系，工资收入持续、规律，社保缴费和福利发放才可能相对明确。
然而，现实中的就业形态早已发生深刻变化。零工经济、自由职业者、短期合同工、平台工作者早就成了新常态。许多人工作时间断断续续，收入不稳定，没有固定雇主，很难把这部分人纳入传统社保体系。结果，庞大的 「非典型就业」 群体成为社保覆盖的 「漏网之鱼」，既缺乏退休保障，也缺少医疗和失业等基本安全网。
这种脱节，不仅加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也暴露了制度进化的紧迫性。
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全球其他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创新制度设计的难题：如何突破以往以固定雇佣为基础的缴费模式，探索更加灵活、包容的缴纳和福利分配机制，使得社保不仅服务于传统劳动者，也能惠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群体。这不仅是社保制度的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经济韧性的核心考验。
拿我自己来说吧。现在我人在美国上学，没有国内的工作，但我仍然选择每个月自己缴纳国内社保，金额不大，只是想到了退休还能领点养老金，算是给未来留个保障。
表面看这灵活缴费挺暖心，实际并不轻松。缴费基数和比例决定了将来能领多少，而我现在没有收入，坐吃山空，能否持续缴费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将来我的养老金可能远低于预期，毕竟这 「自立更生」 的路，得自己掏腰包，负担还挺沉重。
很多灵活就业的人，也在这条路上摇摆——想多缴，压力山大；缴少了，未来又忐忑不安。
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保制度的一个大难题：怎么在保障覆盖面和缴费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我自己的经历，也许不算什么，更大的现实是，在社保制度逐渐向更多元、灵活方向转型的今天，无数像我一样在异乡生活、身份多变的人，都想努力 「买」 一份保障，又不得不面对各种不确定和压力。
这何止是一个政策问题，这是一代人在时代转折的夹缝中，为生活安全感挣扎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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